两个举世无双的新闻颇引人关注。在8月底，7名日本人赶着乘坐飞机，列车长慷慨地为他们停靠1分钟，事后7人回了一封全国瞩目的的感谢信。9月底，贵州民工曹大和在另一趟车上焦躁地喊叫，列车长当机立断将其捆绑，致使其于次日上午9时死亡。

对于给7名日本人的福利，当事列车长后来解释说，此前有先例，且此举也发扬我“礼仪之邦”的美好“传统”。但我民族有怎样的礼仪呢？在举世无双地送日本人赶飞机后，另一名列车长以其习以为常的轻率致使曹大和死亡。我们的“礼仪”对外国人周到了，却忽视了本国公民，以至于我相信这“礼仪”仍是对强者的谦卑的谄媚，和对弱者痛楚和生命的粗暴对待。那位列车长用“礼仪”解释自己的谄媚，但“礼仪”却无法作为整个“富有弹性”的火车行车制度的遮羞布。

两件事情无论如何都不能分开来看。那名将硬座车厢里的曹大和捆绑的列车长，如果他面对的是大喊大叫的软卧车厢的乘客，我相信他会变得很讲“礼仪”的。如果那7名赶飞机的日本人，变成了7个中国民工，那么列车长无论如何也不会记得中国还有所谓“礼仪”。同样是列车，怎么对象变了就成另一回事了，只因为这里的“礼仪”带着天生的嫌贫爱富的残疾，远不是健康社会的个体间在平等基础上的互相尊重。

铁路和火车在中国是独特的元素，她往往象征西部省份民工的生存渴望、内陆人到沿海城市闯荡发迹的期待，她在帮助“草根”们完成地理变迁同时，也推动其社会经济地位的变迁。在目前，火车的乘客主体还是背井离乡的非城市人口、不甘为方寸天地所困的农村男女，这支打工大军希望在地理转移后获得更多的财富机会。总体来说，铁路交通保证着他们空间转换，也有力地支撑着社会低层人口向高层流动。

火车上的管理者对这些“低端”乘客的粗暴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折射了整个社会对这种地理平行流动、社会地位的上升流动的蔑视态度。每年春运，总有太多的农民工赶火车了，多出来的人往往被塞进已如咸鱼罐头一样拥挤的临客车厢中。跟过这些列车的列车长、乘务员看惯了人生百态，习惯了民工对恶劣环境的一忍再忍，也习惯了对他们的粗声粗语、强行捆绑。对不起，你只是去打工而已，不缺胳膊少腿地到达目的地就不错了，你又不是商务人士，晚点能误什么大事，拥挤一下又何妨。

而飞机不一样，飞机属于较高层的社会人口，属于成功者们。所以，为日本人停下1分钟，并用专车送他们去机场，这件事情看起来更像一则耐人寻味的寓言。给日本人腾出1分钟，却剥夺了其他乘客的无数分钟，做出该决定的列车长是否觉得，赶飞机的人分分秒秒都是重要的，而你打工仔打工妹的，我停你一两小时又算什么？

所有完成了阶层上升流动的人，应该都不想再回去乘坐硬座火车了。在中国，硬座火车更多属于被列车长们看不起的挣扎向上的群体，而对那些本来该坐飞机的人却不小心上了火车的高级人士，那么“礼仪之邦”的列车长就该来大献殷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