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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每次去巴西，宁华军都很愉快。“可能是热带气候的原因，巴西人很热情，看到中国人就会微笑。”
但有时候，他会被另一种巴西式热情所吓到。在公交车上，或其它人多的地方，一旦收音机喊出“RIO”（里约热内卢），人们就会欢呼。
里约有狂欢节，还将有奥运会。在里约拿下2016奥运会主办权时，宁华军刚好在巴西出差，之后那一个月，巴西人不停地为此狂欢。巴西有很多的理由狂欢，在更近的2014年，足球世界杯会率先横扫巴西。
宁华军把巴西的热情理解为“全民向上的力量”：巴西人看到了自己国家的前进，并为此而骄傲。在去年，巴西的GDP是2.4万亿美元，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
宁是东莞一名印刷机械的出口商，产品主要用来印制精美包装礼盒。这生意和整体经济关联紧密，经济上升时，人的购买力强，他的生意会好做。他在巴西的生意现在就很好做。
自2006年第一次把产品卖到巴西后，宁华军每年都从巴西市场获得10%的销售增长。2008年后，美国市场销量下滑，但巴西的增长得以维持，并超越美国市场的下降。
在他和巴西人做生意的这5年内，巴西机械消费市场的规模也在256.8亿美元的基础上翻了2.5倍。环球市场报告指出，5年内，中国对巴西的机械出口，也在8.03亿美元基础上翻6倍，而来自美、德、日在巴西的份额则逐年缩水。
当欧美市场疲软时，巴西对多数“中国制造”保持着惊人的胃口。
去年，巴西从中国进口了4.1亿美元家居礼品，占总进口近80%。
去年，巴西对汽车配件的进口增长18％的增长，而来自中国的进口增长了51％。
中国灯饰照明占巴西进口的份额，从2007年的43%升至去年的60%。在2010年，中国灯饰照明对巴出口增长59.94%。
还有五金建材、电子设备、服装…… 阅读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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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许伟明
一年中的清明节，是钱星保一家人唯一一次回老家的时候，目的是进山扫墓祭祖。从现在住的广州花都出发到老家清远阳山，大概100多公里，早上出发，当天返回。
在清远阳山县的山村老家，十几年前被他们抛弃的简陋屋子已经倒塌，村子比以前更荒芜。但当他们回到广州花都，“寄人篱下”的移民生活也不好过。
他们是“代耕农”。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广东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离开粤北、粤西的山区，迁到平坦的珠三角平原耕种。
20年前，钱星保和广州花都的一家村庄签了20年的居住代耕合同。到今年12月，这份合同期满了，他们将走到一个命运关口——之前，他们已经被驱赶多次了。
大部分代耕农的处境和钱星保们类似：在珠三角被驱赶，也回不了山区。在珠三角耕作了20多年之后，他们依然处在担心成为“土地的局外人”的巨大焦虑之中。
下山代耕
在上个世纪80年代，珠三角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开始发展，珠三角农民得地利之便，率先“洗脚上岸”，入厂打工或自己创业。
这些弃耕者们依然要缴纳公粮、订购粮、水利粮、五保粮，一亩地每年要缴纳超过250公斤稻谷，而当时水稻亩产不到300公斤。南方一年两季稻，几乎有一半收成交给公家。对弃耕农而言，田地是一项负担。
让平原农民“上岸”打工创业，山区农民下平原“代耕”，成为一个不错的办法。在粤北、粤西山区政府和珠三角地区各镇政府的合力推动下，从1984年－1992年，大批山区农民向珠三角迁徙。他们以承担公余粮任务为条件，承接弃耕的土地。
《南方农村》杂志于2004年的一份调查报告中提到，截至1993年，“代耕农”达20万人左右，他们主要在深圳、珠海、东莞、佛山和中山市等地耕种农田。
到了1992年，迁徙接近尾声时，34岁的钱星保带着妻子和3个孩子加入“移民潮”。他们的老家位于清远阳山县水口镇的大理村，这批移民一共120人，他们走了之后，原本3000多人的村子只剩下100多位孤寡老人留守。
他们来到广州花都的炭步镇大涡村，组建“阳山四组”。为了这一次迁徙，“很多人把家具、牲畜卖了，攒一点路费就走。”一些人还得向信用社贷款。钱星保决定，永远地逃离粤北。
到1991年的时候，这轮省内移民已持续了7年。彼时的珠三角对招纳代耕农的需求已不那么迫切，因此，代耕农可以获得的待遇也有所下降。阳山四组只获得了耕地20年的使用权，并且不给帮忙解决入户。
钱星保是阳山四组的村长，他解释说，当时愿意答应20年的期限是因为，“老家真的是太穷了，当时没想那么多，有机会走就赶紧走”。
而在2公里之外的佛山市三水范湖的太院村广宁组，200多名代耕农早在1984年就迁来了，那时移民潮初启，他们受到了热情欢迎，两个村划拨给他们旱地48亩、水田76亩，一些本地农民还给他们肥料。由于担心代耕农回迁，代耕农和村委会之间订立的合同明确写着：土地的划拨是永久性的，代耕方不得退回。为了彻底打消代耕农回家的念头，入户问题也在政府帮助下迅速解决。
收回土地
阳山四组刚来时，大涡村给了124亩土地。一年后，大涡村收回了31亩，第三年再收回57亩地。移民们只能忍让，村长钱星保说，“我们也没有办法，寄人篱下，也不能太冲动，有口饭吃就行。”
再后来，一条公路穿过他们的土地，7亩地被征走，代耕农只获得青苗补偿，得不到征地款。几年前，有当地原村民占了6亩多的地来挖泥卖给附近的砖厂，代耕农也无可奈何。
到现在，阳山四组的土地除了住宅用地之外，只有10多亩田地了。同样的土地回收情况也发生在佛山三水区的两个“代耕农”的村子里。
在上述佛山的太院村广宁组，原有的土地加起来也有120多亩。刚来那一年，每3户有一头牛，牛被频繁拉去犁田，牛累怕了。潘云的丈夫说，“后来我们再要牵牛下田，牛都不走了。”但这种地多牛少的情况只维持到1993年。随着珠三角工业化对农村的逐步紧迫，农村土地升值，当地原村民后悔当初把那么多土地近乎无偿地出让，开始有村民提出要收回土地，想让代耕农回老家。
1999年左右，连通三水和花都的太院村门前的三花路通车，刚好途经太院村。交通方便了，沿路开始兴建工厂，土地越来越值钱。
2001年开始自行试点进行税费改革，次年6月全面推开，对农民征缴的各项税费由原来的9项减为仅农业税1项。后来，农业税也逐年减少，2003年税率为6%，2005年农业税被取消。
因此，土地不再是负累，而是资产。本村人要将代耕农们赶走的冲动随之增强。
“他们赶了我们很多次，但我们不走。”广宁组的人说，由于有之前的合同中的“永久性”条款，代耕农们也将这些土地视为自己所有。
当地原村民对土地的收回行动从未停止，且在深圳、珠海、中山、江门、广州、佛山等地农村愈演愈烈。原村民和代耕农间原来融洽的时光早已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频发的群体性对抗。到今年，广宁组的48亩旱地已经被征得差不多，都盖起了工厂，但征地款从未分到代耕农手上。
在太院村广宁组附近，在龙眼园村的“阳山新村”，在1991年初移民到这里的时候，48户人家拥有300多亩土地。合同也明确写着划拨是永久性的，但目前已有200多亩土地被征走建厂，代耕农也只获得一点青苗补偿。
为了收回阳山新村的土地，原村民和代耕农曾在上世纪90年代末发生过多次群体冲突。阳山新村村长成伙养相信，凭借代耕农的团结和强硬，原村民是没法收回土地的。他指着自己的孙子说，他很担心后代人不再像第一代人这么团结强硬。
异乡人之忧
在花都的郊区，低矮的工厂匍匐在大地上，而钱星保他们的村子更低更矮，被工厂和田地所包围，乍看起来似乎是工厂的宿舍。
这些砖瓦搭建的平房，不通自来水、电话、网线、闭路电视，和外界沟通的是一条曲折的泥土路。家家户户吃井水、用天线接收电视信号、打手机，他们的房子也拿不到房产证。和本地人的村子相比，阳山四组村居条件恶劣，甚至上厕所也是在菜园边上搭的小棚子。
钱星保一次次地向政府申请改善村居条件，但均无下文。
钱星保们已回不去了。在清远老家，祖屋已全破烂坍塌。在那次移民中，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已连根拔起。唯一不能搬迁的是祖坟，每年清明节的修坟祭祖是和故乡唯一的联系。
“你应该到我们老家去看看，全是山，我们就吃玉米和番薯。”没人愿意回到那种生活中去。“花都这里就算再差也比老家好，这里靠近工厂，就近能上班。”钱星保的女儿说。而目前，进工厂打工是代耕农最主要的谋生方式。
已经过去了20多年，但代耕农一直没有成为本地人，他们居住在自己的圈子，很少和原村民有来往。在佛山的太院村，每一次收到电费通知单时，潘云都很气愤。因为来信的地址写着“（广东佛山）三水区乐平镇范湖太院山佬X号”，“山佬”是对山区人的蔑称。
对没有取得本地户口的人来说，在法律意义上，他们更是外乡人。钱星保的身份证地址清楚地印着大理村——那个已被弃20年的地方。但每一次办户口、身份证等等，他们都得回清远去。
今年12月，合同规定的20年期满，钱星保在做着各种打算：如果仅存的一点土地要收回去，那么本村人就得对之前违约收回土地的行为作出补偿。“如果是强行征地，你们又拿不到赔偿呢，那怎么办？”对这样的问题，钱星保、成伙养等人的回答都显得无力——“那只能上访了。”
那些签了“永久性”合同的代耕农的情况也差不多。就算是户口已经落到本地的三水广宁组，他们的境况事实上也好不了多少。除了村居条件比邻近村子有极大的落差之外，他们对自己脚下土地的权限越来越小。小到要挖一条沟埋自来水管，也会引发本村人的暴力抗议，并叫来挖掘机挖出已经埋下的管道。
去年2月，佛山高明区法院一审判决，解除一份代耕农和当地村委会在18年前签订的永久定居耕作合同，要求重新订立土地承包合同。该案二审结果尚未公布，若二审维持原判，那意味着当初带着定居美梦而来的代耕农，最终依旧是异乡人。
原文载于2012年4月2日《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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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许伟明
1999年我上初二时，语文老师出了一个命题作文的作业：“雷锋精神过时了吗？”后来，老师告诉我们，雷锋精神非但没有过时，反倒是在新年代里应该发扬光大。
后来的学生生涯中，“雷锋精神过时了吗？”这样的问题反复出现。它在每年的“学雷锋日”到来前成为校领导讲话主题，在学校的文学刊物里被一些文学苗子们纵论，它还出现在辩论会上。我记得曾经有一堂课，老师将我们分成两队，一方的观点是“雷锋精神过时了”，另一半观点刚好相反的当然是赢了。
最令我记忆深刻的是黑板报。初中到高中，黑板报都是同年级的各班文艺委员竞争的舞台。每当到了学雷锋日那一阵子，所有教师的后黑板都出现雷锋的肖像，多数是粉笔画，讲究的班级则用水彩的。一般，雷锋的肖像可画得像对开的报纸那么大。
那些以雷锋为主题的黑板还喜欢在肖像边上抄上雷锋日记的片段，最多的是：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的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这些日记的内容都像是警句格言，似乎是在用排比和比喻的形式解读了某种真理。但我那时并不知道个人主义指什么，敌人是谁也不清楚。直到现在，我对雷锋的认识依然是粗糙的，就像他的粉笔肖像一样。
雷锋的肖像也不复杂，先画一个护耳的军大帽子，护耳的部分要画得足够明显，在帽子的额头出画一颗五角星——最好用红粉笔。然后从帽子护耳的部分开始，勾勒脸、眉、眼、鼻、嘴。
事实上，每个班级的黑板报上的的雷锋肖像是各不一样的，有的雷锋脸长、有的脸圆，有的胖、有的瘦，有的眼大、有的眼小，有的好看、有的难看。但大家都认得出他画的就是雷锋，而不是别人。这是雷锋肖像的魅力，他具有那么大的包容度，不会因为一些细节被变动而被误认。或者说他像是一个文字，包含着多种写法。
那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们对雷锋的认识本身是脸谱化的。画黑板报的同学都是就着一些专们介绍黑板报的小册子来画雷锋的，而这些小册子的雷锋都是脸谱化的——军帽、简单的一张脸被黑白地印刷出来。
但是雷锋事实上有照片的，并且很多。比如他扛着枪，严肃地站着，似乎是在站岗。或着在认真地阅读《毛泽东选集》，当时他在车内，显示这个战士在闲暇之余的勤奋，拥有他在日记里写到的“善于挤、善于钻的钉子精神”。
雷锋的故事很多，他帮助过农村的农民、村妇，也帮助过城里人中的大妈大爷，还帮助自己的战友。世界上的各种好事好像他都做过了。而他快乐地在城乡之间、工农兵三个阶级里奉献热心，成为这三个阶级共同的天使，而他则从中获得了一种人生价值上的满足。
但雷锋身上的特质还有一点不应被忽视：忠诚。他对党忠心不二，对毛泽东思想相当痴迷，政治思想非常先进。他身上的阶级意识也格外强烈——对同志和对敌人是完全不同的态度，而敌人显然也是党的敌人，阶级敌人。他的高尚道德也只对“同志”有效，而非普遍意义上的人。
现在雷锋已经几乎被商业主义收编，他的波普脸孔以及毛泽东的题词都被当代艺术重构，成为某种反讽时尚。雷锋的形象也越来越顽强的留了下来。他是特殊时期国家威权主义制造的道德偶像，而这些偶象多半是按政治需要刻意去捏造的，就是树立“正面典型”，这些典型的共同点：把个人的道德修养绝对地和政治服从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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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情况像一个循环。在韩寒成为偶像之前，他利用质疑偶像的方式表现年轻时的叛逆。如今，他自己成为偶像，并要面对别人的质疑。“代笔事件”至今未平息，多数人还在期待一个结果，不管是司法的、还是私下的。他们期待韩寒和方舟子之间胜负见分晓。这是这个时代的荒谬所在：只论输赢，不辨是非。
否则这个事情不应越炒越大。方舟子以文学批评的方式提出“代笔”的质疑，但却没有拿到司法上可以被采信的证据：如某个证人证言，或某个带有韩寒签名的代笔合同，也可以是偷拍到的交易现场食品。这些都没有。事实上，这已不是文学评论，也不是质疑。客观上他造成了韩寒的名誉受损。而多数人在谈论这件事的时候却忽视了质疑与名誉侵犯的界限。
谣言却未止于智者。个中原因不仅是方舟子的固执，还有围观者们的持续起哄：他们期待见到输赢。看客们不会去计较对错，他们更希望打架双方能势均力敌，输赢更有悬念，那会更精彩。
我们应该警惕一种现象：对个人的“质疑”没有边界。公众人物尽管比普通人拥有更多的能量，并且也从社会获得更多，因此似乎应该放弃一些名誉权、忍受一定限度的猜测、质疑。但这并不意味着公众人物没有名誉权。名誉对公众人物而言，就像企业的品牌，他人的猜测和质疑若无十足证据就等于砸人家招牌。
最有意思的是，现在社会现状却是，在没有证据情况下，对韩寒的质疑发展成持久的名誉攻击；而一些奶企的诚信屡出问题，并且有了确凿的证据，但这些企业在道德和经济上都未破产。
很多人在这个事件的围观中犯了一个错误，即把对公权力、强势者的质疑方式，用到对公众人物或偶像身上。按照法律的公平精神，在对公权力提出质疑时，或者当质疑者明显比质疑对象弱小时——如中小股东质疑上市公司，法律往往会让强势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
但公众人物显然不等于强势。而在韩寒“代笔事件”中，韩寒相比方舟子来说并不强势，甚至因为被动而显得弱势。荒谬在于，相当多的围观者却认为韩寒应该拿出证据来表明清白，否则是默认。
最终，韩寒为了自证，也只好去亮出手稿和证人来。但纷争没有停止：反偶像在中国的市场庞大，看客们乐于看到偶像在被质疑时表现出被动，更愿意看到偶像被打倒（“输了”）时的一脸落魄。他们崇拜“打倒”、“砸烂”，这也恰合犬儒的口味。
原文地址：http://www.vanityage.com/20120227/hanha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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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26日 经济观察报 许伟明］
18岁的杨丁义舍不得给自己买一部手机，而他那些在县城里抢劫的“兄弟”们，都已用上了触摸屏。
自从今年6月从广州辞职回到老家徐闻后，他就一直没找到工作，在家里和父母一起养蚌做珍珠。他的“兄弟”时不时向他伸出橄榄枝，邀其“入伙”。
隶属于湛江的徐闻位于粤西南，是中国大陆的最南端。在珠三角倒闭潮以及产业转移的作用下，一些“90后”工人陆续返乡。与此相伴的是，今年以来发生在这座边城的抢劫暴力案件增多。根据2009年对全国31个省的农民工监测调查，在所有外出农民工中，新生代农民工即1980年之后出生的外出农民工的比例超过了一半，占到58.4%。“在徐闻，你最好低调一点。”当地刑警李良如此提醒记者。而徐闻居民在讲述完自己目睹的暴力犯罪案后，总不忘补上一句：“徐闻从没有这么乱过。”
最近的一个月来，当地公安局已经采取了“清风”、“断源”等打击暴力犯罪的行动，但人们还未从此前的暴力阴影中走出，很多人都表示晚上不敢随便上街。
社会治安滑坡的背后，是粤西地区严峻的就业形势。初中毕业生和中途辍学者源源不断地加入无业大军，而那些从珠三角返乡的二代农民工，又加剧了这种严峻。当青春无处安放，便化为暴力涌向街头。
回流的年轻人
杨丁义家在徐闻县南山镇的一个海边渔村。2007年，他认为学习“不好玩”，初一没读完，就辍学离开镇里的五里初中。
两年后，他的同学初三毕业了，其中大多数人上不了高中，寻思出门打工。杨丁义和几个初中同学一起去了珠三角。在近两年的打工生涯中，杨丁义几乎把珠三角走遍。他在东莞的4个地方打过工，在深圳、佛山做过短工，最后在广州一家女包厂干了5个多月。
他的工资一直在2000元左右徘徊。一开始，这个收入勉强还行。但渐渐地，随着珠三角生活成本的提升，越发捉襟见肘。他甚至一直都舍不得给自己买手机。
他逐渐觉得打工也很“不好玩”。每一次换工作，他要站在流水线边上，从早干到晚，下班时已浑身无力，没时间娱乐，没啥朋友。今年以来，他所在的那家女包厂开工不足，他是拿计件工资的，到手的钱更薄。他决定辞职回家。
一个月之后，同村的同学林杰飞也从珠三角回来了。此前，林杰飞在中山一家电子厂打工，每天工作10小时，非常累，他习惯说雷州话，和讲普通话的工友很难交流。今年7月老板“跑路”，工厂倒闭，他索性回了徐闻。
林杰飞的表妹也在中山打工，但她所在的服装厂今年没什么订单，总是半开工。“辞了这份工，去别的厂打听，也没什么活干。”于是她和表哥一起回了家乡。
扩展到整个粤西地区，回流的民工的人数规模不小。广东社科院珠江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成建三估计，珠三角吸纳的外来打工人口超过4000万人，省外占2000万－3000万人，粤东、西、北占1500万－2000万人。受近两年的民工返乡潮影响，回流外省的人口在数百万到1000万之间，省内回流也是数以百万计，其中，估计超100万的打工者回流粤西的湛江、阳江、茂名、云浮等地。
成建三分析称，民工的省内回流，除了因为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上升、人民币升值等而导致出口贸易型企业困难、倒闭外，还由于广东省近年来实行的“双转移”——把产业和民工向粤北和东西两翼转移。东莞台商协会秘书长温智谋不久前就告诉记者，当地政府正通过提高用地、用人、税收成本等手段，促使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企业搬走。
杨丁义和林杰飞们被“转移”回来后，在村里无所事事。白天，林闲在家里玩手机，晚上和杨一起喝酒，杨再借林的手机打打电话。
村里也有不少同龄人也从珠三角回来，都是杨丁义和林杰飞的“哥们”。不久后，其中有3个就因为砍死了人被警察抓走。
事发在今年8月28日那天，邻村一名小伙子受邀去县城酒吧参加一个生日Party，结果被一帮人刺死。林杰飞的那三个“哥们”就是那帮人中的一份子。“警察来抓人的时候，父母和村里人都很惊讶，他们3个在村里看起来很斯文，怎么都不相信他们会杀人。”林杰飞所在村子的村支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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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偶然，今天看的两部电影都和爱情相关，也都和火车有关。《周渔的火车》和根据川端康成同名小说拍的《雪国》。
每周两次，在瓷器上作画的女人周渔，会从三明出发，前往遥远的重阳，会见一个叫陈清的诗人，一个穷酸的男人。
每一次周渔追火车用的都是慢镜头，配上舞蹈的音乐，像是在在月台上飞舞。这时候，她那女性的丰盈躯体释放着魅惑，包括身体的本能渴望，以及对追爱行动的倔强。
除了陈清第一次递过来一张情诗之外，接下来的故事都是周渔在主动。她去追赶火车，把遥远的距离抹掉，主动靠近陈清，迫不及待地想被拥抱和情诗融化。
火车一方面代表距离，从这个站点到目的地的铁轨漫长。然而，我们的距离感，多数时候并非以公里数来计算，而是以乘坐火车所需要的时间来计算。而火车又是载着旅人走过这些时间的，它又象征着拉近距离。
距离和拉近距离之间，总有一方要付出，愿意山长水远的去奔波。如果这种还有一个较高的频率，那的确充满苦涩，尽管到达目的地有欲望和爱情的满足，但这种短暂的满足总不免带着苦情的味道，周渔陷入了苦涩－满足－苦涩的循环中。
而在《雪国》里，岛村一年只去一趟雪国。在列车驶出一条漆黑的隧道之后，雪国的画卷便铺开了。明亮的白雪，空灵的远山，温情的客栈，以及多情的艺伎驹子在等着岛村流连。
岛村也是搭火车去会情人的，漫长的旅途，绵长的挂念。但岛村对驹子的情感，却并无周渔对陈清的那种痴恋与纠结。
岛村带着东京人的那种都市人特有的自持冷淡，也有男人所具有的一些常见的无耻。他喜欢乡下艺伎驹子。驹子有柔软的双唇，声音清脆，琴声悠扬，头发乌黑的像煤矿一样。所以这些，都是理由。
然而在《雪国》里，火车更多的意味着距离，而非距离的拉近。岛村和驹子生活在两个不同的地方与阶层，雪国是他们产生交集的地方。岛村每年去一次雪国和驹子见面，像是年度出游的一个固定惊喜。
岛村大老远的从东京赶来，从驹子身上获得了性，但给驹子播下了绝望的爱。周渔大老远的赶去重阳，付出了性，也把爱的苦涩留给自己。像是应了《非诚勿扰2》的一句台词，谁主动，谁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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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天前去了一趟长沙，住了3个晚上，第四天上午离开。
第三天去了一趟中南大学，寻找梁稳根当年的老师。运气特别好，遇到了一个已经退休的肖老师，向我介绍许多今年首富当年的情形。来自民营企业的首富，其练就需要机遇和母校支持，同样更靠梁和同伴们自身的艰苦打拼。
当年被梁稳根等人请去做技术指导的翟姓老师已经去世了，于是我试着去寻找当年他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但电话一直没打通。后来听说，这老师的丈夫长期患病，或许已经到外医院了，于是放弃寻找。
从中南大学的湖边走过，听到一男生正对着路人演讲，内容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这种痴狂让我想起疯狂英语或者其它职业培训机构，在这些人看来，想要成功就要有一套迥异于常规的精神体系。广州书城门口就经常有人带一套小音响，对着路人演讲自己是怎么一步步克服胆怯心理的。好像一旦胆大了，成功就大门洞开。
中南大学的大门正在维修，半成品是花哨的柱子，当让人印象不深。大门附近有一片退休老师的住宿区，贴了一张讣告，一名退休老师因一种名称拗口的病不治而死。几名老年人驻足观看，喃喃自语说，又死了一个。听起来没有恐惧，只是孤独，像《百年孤独》中那种注定到来的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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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天，我们边吃饺子，边喝啤酒，边看下载版的《钢的琴》。
一开始我以为，电影里那落魄的男人，在做完一架钢琴后，就能获得奖品：女儿的抚养权，一个女人的爱情。但猜错了。
电影讲的，与其说是获得什么，倒不如说是失去，并且电影里的这群人，对所失去的那种无能为力。
钢琴最终好了，但他没带来任何改变，男人最终承认自己的无能：他没法抚养女儿，他的情人也和朋友上床，一阵追打后，一切像从没发生似的。
钢琴只是他们卑微生活的一个高潮。或者说，是一种回避。他们指望制造钢琴可以带来点什么改变。但任何改变都没发生。
钢的琴，倒不如说，人们希望有琴一样的生活，但现实像钢板一样坚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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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许伟明
8月15日，佛山三水新岗村。村民把积累了好几年的村财1万多元全部用完。本村大厨光膀子上阵，做出20圆桌的肉、鱼、虾、鸡、甚至还有一道甲鱼汤。
他们在纪念移民的十年。2001年8月15日，为了配合三峡大坝的建设，他们——一共1202人，从重庆巫山迁居佛山三水，在这里的10个移民点安顿下来。
一晃十年。
移民们的重辣口味发生了最明显的变化，他们已经不习惯在菜里放太多辣椒，有些小孩甚至不敢吃辣。所以，在当天的宴席上，有重庆的麻辣口味，也有清淡的粤式炒菜。
但要融入当地生活，不像改变口味那么简单。三水区移民办主任陈汉忠告诉记者，到目前为止，三峡移民只是“基本融入”了当地社会，距离真正的融入还相差太远。
杨孝军是三水1202名移民中的一员，也是新岗村村主任。过去几年，他带领村里移民持续与政府博弈。纪念宴席上，他拿着啤酒逐桌敬酒，动情地说：“以后的日子一定要幸福。”但如何才能幸福，以及怎样让村民尽早撕去移民标签，他心里没底。
融入是个漫长过程，过去的十年才刚开始，杨孝军以及所有移民，还要再经过数个漫长的十年才能真正成为当地人。
两头无根的生活
杨孝军高高瘦瘦、精力充沛。十年前，他26岁，大专毕业后在重庆巫山县一家国营火电厂工作。
当初杨孝军可以不迁移这么远，而选择就地投靠。决定远移的原因很简单——希望到外面的世界闯荡，而广东应该有更多的创富机会。最后他说服了妻子。
但没过多久，他就发现自己当初太冲动，妻子也后悔听信他的鼓动。一些移民在头两年反悔，伴随而来的是回迁的高潮。
记者调查发现，2004年之前，新岗村共回迁了8户。其中有3户是离异家庭，回迁是为再婚；其余几户是在当地找不到发展机会，回重庆投靠亲戚。
据陈汉忠介绍，截至2011年，三水共回流移民100多人，主要是头两年回去的老人和孩子。老人没法适应广东的生活，有些家庭在这边支付不了孩子的教育费。
杨孝军和多数人一样，想回迁，但回不去。
杨孝军在移民后只回过一趟巫山。在老家，房子已经被淹没，亲友们也大多移民别处，原来在那儿的社会关系都已被“连根拔起”。
在三水他是无根的，回巫山也同样无根。但在移民村，他好歹还有人均20平方米的安置房。
移民们在三水的生活遇到许多困难，最难过的是语言关。在惠州市博罗县蓝田镇，有一个移民买了一头牛，那牛听惯广东话，不理解新主人的重庆话，不能按新主人的指令干活。
杨孝军的义妹郭丹说，头些年，她去镇里的市场买菜，肉菜贩子用粤语报价，她假装能听懂，以免被骗。她每次都刻意不说话，不管贩子说多少钱，一律递上10元，等找钱。
她以为这样就能假装本地人。但当地人告诉记者，移民非常好辨认，他们买菜买肉总是买很多，拿回家储存着慢慢吃，但本地人每次只买一点，吃完下次再买。
时间久了，一些口齿伶俐的移民很快就学会简单的粤语。但像杨孝军这些年纪大一些的移民，对新语言不敏感，开口说粤语自己都觉得难为情。在镇上，他只要一开口，就能被人认出是移民。
直到今天，由于本地人和移民之间的相互隔阂，致使双方交往稀少。
隔壁村的当地人张伟泉说，他只认识一个移民，交往也不多。而当地一名“摩的”司机说，他不想和这些移民交往，觉得他们很蛮，国家给这些移民发了这么多钱，他们还处处不满。
杨孝军也觉得，少数人把移民的形象搞砸了。一些移民稍有不满，就集体找政府闹事，给人留下移民蛮不讲理的印象。有些移民过惯了巫山的懒散生活，进厂打工后还总是迟到早退，后来，一些工厂一听说是移民就不要。
目前三水移民的年平均收入是6500－7000元，包括三峡工程每人600元／年补贴。移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进厂打工、出租房屋。
大约2004年时，杨孝军就在安置房上加盖了一层，自家搬到二楼住，一楼的3间房子租出去，每月能多收租金600元。这类租金收入在移民收入中占的比重不小，一些移民甚至把原来的安置房加盖到3层。
但2008年金融危机后，周边的工厂倒闭不少，一些移民随之失业。工人减少之后，房屋租户也少了，移民的租金收入也相应下降。
新岗村一天的生活也足够简单。早晨，男人们早起，开摩托车去工厂，傍晚才回家吃饭睡觉。女人主要留在家里看孩子，顺便做点计件工，大部分时候村里无比寂静。
村里的老头称移民村是“特别行政区”，除了进厂打工外，移民几乎只在村内活动，说重庆方言，吃重庆菜，和外界沟通不多，通婚更罕见。
到目前为止，移民大多是在重庆老乡里找对象。只有一个例外，移民廖开清娶了一个当地离异女子，他的新婚妻子告诉记者，愿意嫁给移民有两个原因：重庆男人较会疼女人，对妻子是否离异过也没那么在乎。
敏感的群体
杨孝军一来就被选为村主任，因为他大专学历是同代移民中最高的。一上任，他就感受到了来自移民和政府的双重压力。
移民们如果有不满，需要村主任去代表和政府谈判交涉。他们最关心的是土地。按移民政策，每个移民可分0.6亩耕地。一些移民村幸运地分到较好的地块，但新岗村没这么幸运，其所得是土地105亩，位于北江排涝区，底下是砂石，土层太浅。
杨孝军说，村里没有集体土地，村民分到的土地中，32亩鱼塘承包出去每年租金收入是2.4万元；73亩出租给人养牛蛙，年收入2.6万元；另一块地租给别人做汽修厂，三部分加起来全年集体收入6万元。扣除村里的提留后再均摊给村民，每人一年分不到100元。
在乐平镇的移民村新鹤村，村民许国权告诉记者，移民分得的土地在高压线正下方，很难出租出去。
移民希望能置换土地，但镇政府认为，当初有两块土地让移民选择，最终选了现在这块，并签了协议，无法再做变更。
移民希望村主任强硬，“把事情闹大”。杨孝军频繁和政府交涉，但最终两边都不好做人。
“我只是当移民和政府之间的传声筒，将两方的说法上传下达。但矛盾很尖锐，移民将我作为村主任的权力过分扩大化了，他们认为我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当了村主任3个月后，杨孝军主动辞职。
后来的两任村主任最终也没法带领移民解决土地等焦点问题。2008年年中，新岗村村民又一次将杨孝军选为村主任。
当了这么多年村主任，杨孝军感觉到，移民与外界接触的最大困境就在于，外界总认为他们是敏感群体。
2008年8月，移民汪立武被查出得了食道癌，汪所在工厂以这不是职业病为由，不愿替他支付医药费。汪一个人去交涉无果，杨孝军和其他10来个移民一起去交涉，厂方以为是来闹事的马上报了警。该工厂从此以后再不招移民了。
事实上，将移民以100多人/村的规模来安置，便是出于“维稳”考虑。此前，移民曾先是独家独户安插在本地人之中，例如杨孝军的表哥，就是单独一户被安置在肇庆高要。结果，移民很容易被欺负，导致回迁率很高。后来，政府又把上千移民安置在一个村里，例如肇庆市大旺移民村，结果移民很容易“闹起来”。现在这种折中的、小规模聚居的模式，既减少了回迁率，又便于政府管理。
十年之后，政府依然视移民为“敏感问题”。记者获悉，由于各地移民都将陆续迎来十周年，因此上级部门向各级政府及移民办下发通知，要求注意移民动态。
目前广东省各区的移民部门负责人会定期开会，除了反映移民现状、商讨对策外，还有一个重大议题是互通移民活动的信息，以防各地移民之间“串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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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许伟明
8月10日，50名工人在东莞南城鸿福路撑伞冒雨讨薪。前一夜，他们的美籍老板逃跑，经营了10多年的东莞华世利贸易公司随之倒闭。
此前在6、7月，东莞老牌的纺织企业“定佳”、玩具企业“素艺”的老板，先后“神秘失踪”，留下愤怒的讨薪工人和一群债主。
东莞是否会再次出现2008年的“倒闭潮”又一次成热议焦点。 东莞中小企业的“倒闭潮”像是“狼来了”的故事般被多次提到，但又屡屡被官方“辟谣”。
从表面看，经历2008年的金融危机下后，东莞经济逐渐回暖上升，官方数据显示了经济运行的平稳。东莞外经贸局副局长不久前表示，今年上半年东莞今年上半年有266家外资企业关停、外迁，属于正常水平， 远低于2008年关停、外迁865家。
企业老板们的切身感受与此却大不相同。对他们来说，危机从2008年开始以后从未曾结束过，多数企业从那时艰难支撑至今，而现在比以往还更困难。
台企在东莞外资企业中的数量最多，在各种成本上升、国外市场萎缩、人民币升值等的多方冲击下，一些台企开始摇摇欲坠。韩国企业素艺玩具厂倒闭后不久，东莞台商协会会长谢庆源公开预测，到今年10月，将有一成台企关门停产。
该协会的秘书长温智谋更为悲观，他认为东莞台企目前所能做的只是：等死。
东莞政府已经提高了警惕。东莞人力局目前已开始全面实施企业减员、企业倒闭群体性事件预警，强调第一时间介入“突发事件”，并将建立事前预警、事中处置、事后打击相结合的机制来打击欠薪逃匿行为。
利润极限
“公司的台干都回台湾了，现在留下大陆的人在管。”韩迟玉说。她所在的公司叫“瀚宇”，是东莞大朗镇一家专门生产出口专业电线电缆的台资公司，最终客户包括戴尔、索尼。但该公司在近两个月急遽减少。
“原本要加班3个多小时以赶着完成订单任务的工人们，现在每天只能工作8小时，而不能再赚加班费了。”韩迟玉说。
在东莞长安镇，另一家知名五金厂正在饱受生产成本增加的煎熬。吴建华这个厂子的老员工，他说工厂主要生产汽车零部件，出口给国外的汽车公司，例如福特。听起来光鲜，其实利润微薄。
原材料方面，铝锭在8月10日价格约17970元／吨，而去年同期，价格是15320元／吨，一年内上涨了17.3%。工资的强制提升也让成本激增。吴建华说，东莞最低工资标准从今年3月1日起，就上调到了1100元，距上一次上调，10个月内涨了19.57%。随工资一起提的还有社会保障的各种费用。
面对劳动力成本的大幅度上涨，多数中小企业表示消化工资的上涨。香港工业总会副主席刘展灏在3月预测，未来三五年内珠三角有1/3企会因此遭淘汰。
一名企业主说，汇改启动后，人民币已经升值了5％，今年以来工人工资上涨了至少20%左右，原材料上涨30％以上。如果原材料和棉花、石油有关，那在材料成本就涨得更疯。
为应付各种成本上升，工厂只能节衣缩食，有些企业老板甚至开始卖车。吴建华所在的五金公司的做法是，半年内工人只出不进。
一个多月前，台商协会召集开会，台湾人都在诉苦，多数人称，进入三季度后，台商所严重依赖的外单突然减少，大多数减至原来的五成，有的减至三成，两成的也不少。
东莞多家受访企业普遍表示，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原物料成本上升，大幅度吞噬东莞企业老板的利润，甚至有些企业已经被逼为零利润。
东莞台商协会秘书长温智谋说，目前东莞台企的生产成本几乎升到了极致，以出口为主的中小企业原本利润就很薄，而各项成本的递增速度每年都超过了15％，他想不出还有哪个行业可经受得住这种成本压力。
利润太低，一些企业进退两难。有纺织厂人士称，没有订单做企业会亏损，但由于对成本上升、人民升值的恐惧，一些企业甚至有单也不敢接，担忧开工也会亏本。
外向型企业的所受的困难在东莞上半年的宏观指数也有所显示。 东莞外经贸局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今年1－6月的每月的累计出口同比增长率在逐月减少，从1月的27.7％，降到6月的15.9%。尤其是在最能代表“东莞模式”的来料加工贸易方面，今年上半年，东莞来料加工进口和出口总额分别是60亿美元、85亿美元，和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15.4％、7.3％。
广东社科院珠江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成建三认为，东莞目前再出现类似2008年的数量、规模的倒闭潮的可能性不大。但倒闭现象不可避免，而且这造成的社会问题会将比2008年还严重。
2008年的倒闭潮下，失业民工就回内地老家去。但如今，生长在东莞的二代农工比例很大，如果失业了，他们不会跟着“转移”到广东偏僻一些的市区打工，更不会回老家，而是留下来。尽管广东省近些年在增加社会管理和服务上的投入，但历史欠账太多，一下子做好不可能。失业的二代民工，将导致社会问题更集中。
由于东莞经济体为外向型，产品有2／3出口。目前国外市场虽不至于二次探底，但世界经济低增长的情形会继续下去，加之国内劳动力成本提升、人民币升值，成建三觉得东莞的痛苦会再延续1－2年。
土地局限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珠三角就开始进行产业升级、“腾笼换鸟”，想赶走位于产业低端的小企业，引进新高新科技行业，打开内销市场。但“东莞速度”一直没法体现，东莞在产业升级转型的速度比深圳、佛山、惠州、珠海都迟缓。并非政府不出力，而是被是东莞独特的产业布局和复杂的土地产权所牵绊。
成建三说，出口加工企业占据东莞企业数量的绝对优势，东莞市直接下辖的各镇，往往是大量的工厂围住一个商业区，工厂开发建设满了。如果要换鸟，那该换的实在太多。
此外，这些工厂土地产权极其复杂，有的是租的，也有买的，但产权难以界定。大量土地租的早，租金低廉，租地合同一签就是几十年。如今地价上涨数倍，老板们不可能放弃这些土地的。
东莞台商协会秘书长温智谋也说，台商刚进入东莞时，村委会非法把土地卖给台商，如今见土地涨价又后悔想收回，台商当然不肯，而另一方面政府又想开始新一轮的征地、招牌挂，导致这些土地产权模糊不清。
这种情形下，如果政府想在已有的工业区里找到一个较大的地块弄一个园区，往往会动辄涉及到周边十数个小厂的产权不清的土地 ，难度很大。这不像在佛山、惠州等市，当地政府可以拿出大块地来吸引高科技产业。
目前东莞的土地已经被过度开发，留给产业升级的空间非常小。今年6月14日的一次东莞全市村居干部国土资源法律知识培训班透露，东莞的土地开发强度已超过43%，是香港的两倍多，土地资源十分紧张。东莞国土局局长刘润荣在培训班上说，今后东莞每年新增建设用地，要重点保障市重点园区、重点工程和优质产业项目，而对违法用地行为，要“一冒头就打、一动工就拆”，决不能让违法项目挤占新增用地空间。
但事实上，目前东莞多数镇的工厂建设已经“满了”，新兴产业很难挤进去。广东省社科院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丁力表示，“东莞的土地资源接近枯竭，土地资源消耗得差不多了，尤其是经济大镇，更是没有太多的土地可用。再要土地的话，就得腾笼换鸟‘三旧’改造。”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政税务系主任林江对媒体说，三旧改造之外，考虑到东莞是一个以工业为主导的城市，留下的农用地在保证生态用地的前提下，可探讨用于发展新兴产业。
东莞市政府目前正大力开发松山湖和虎门港沿海带，这儿的工厂还没那么满。尤其是被寄予厚望的松山湖园区，东莞市有领导曾表示，这里将被建设成一个“带动东莞产业升级和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平台”，其成败被视为“关系到东莞城市的未来”。但成建三说，松山湖的开发成本太高，而虎门港沿海带将主要建设石化项目也和广东多个沿海城市出现重叠，它们对东莞产业升级的推动效果至少目前还未体现。
在存量方面，东莞的产业升级速度缓慢，而在增量方面，空间又实在有限。这恰恰是东莞产业升级的最大困境，而它和当前中小企业界的困境共存。
多数东莞老板舍不得离开东莞这块福地。一家电子五金厂老板告诉记者，出口企业在深圳、东莞，靠近香港和深圳港口，物流成本低廉，在当前物流成本超高的背景下，深莞具有得天独厚的、别的地方不具备的区位优势。尽管多年来东莞政府用各种政策来“赶走”这些位于低端产业、利润微薄的小厂，但没有类似污染的把柄，企业不走政府也没办法。
在失去政府扶持、市场低迷的情形下，中小企业继续在东莞“支撑”，从2008年撑到现在。其间的形势很难让人乐观。在2009年，东莞倒闭、迁移台企约有500家。到2010年，由于风险太大、信贷紧缩，银行也不再向中小企业贷款。事已至此，多数企业仍宁愿在东莞“等死”也不想走。
最后，在倒闭到来的前一夜，那些眷恋东莞的老板们会不会再突然“失踪”？“逃跑也是无奈”，温智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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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伟是个老外，曾是《纽约客》在中国的作家。他的三本书正在改变一些中国记者的写作风格。包括最近的这本《寻路中国》。
和中国记者不一样，这些外国人对中国的现状和变迁都更为敏感。他们总能捕捉到更有意思的东西。而且在幽默感匮乏的中国社会，他们显得更幽默从容。
这本书分三部分。先是沿着长城漫游的旅行记录；二是定居北京远郊农村的一些故事；最后是温州工业园的老板和工人们。
他一开始选择了长城。从北京租车，一路西去，沿着长城行驶。和几近永恒的长城一样，长城周围的农村也一样的寂静，仿若时间凝固住了。
这种的寂静其实隐藏着巨大的人口变迁，年轻人们从这些远古的边疆离开，去往工业发达的城市打工。留下的老人和孩子还保留着纯朴的面貌，但在何伟的叙述里，这些可贵的东西一方面是和贫穷连在一起，另一方面，似乎即将消失。
还有北京郊外的那个农村，在他去租房定居的那年，这里依旧像个世外桃源，远离北京城的喧嚣。城市和乡村之间互相诱惑，就终乡村生活被城市化吞噬。
原本这一切仿佛一首田园诗歌。但现在，它的意境却越来越难把握了。
何伟抓住了中国农村的特质：它表面看起来慢慢腾腾，但巨大的变迁已经带来改变。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子，谁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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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许伟明
党棍在奔驰车的后座强奸了一名女戏剧演员，同时又让忠实的党员躲在封闭密室里尽职地窃听女演员的作家男友，想以此发现其反动的证据。在窃听的过程中，这个党员倒戈了，最终还保护了作家。
某种意义上，电影《窃听风暴》谈的是好人和坏人，将这个话题放置在窃听全民的专制国家背景前，显得非常独特。
对东德专制最早觉醒的是一些独立思考的东德文人，这些人被视为反动，被24小时监视和窃听，甚至被逼上绝路。最先自杀的是一名年老的导演，他受人爱戴，但拒绝向权力妥协。
电影剧情不紧不慢，独立的东德文人们筹划一次小小的动作：报道东德，在西德《明镜》周刊上发表一片有关东德文人自杀的问题。
在绝对压制的环境下，报道被视为一种向当局的挑战，何况所提到的是关乎政治的敏感话题，这还引起东西德的外交龃龉。在封闭的空间里，专制者害怕杂声，就像害怕黑暗的地方被投射进光来。不同论调的报道会引发对其合法性的质疑，这种要害是根本的。
而要完成这样的报道，也是一件艰苦卓绝的工作：要和越境的《明镜》编辑提前沟通，用书本大小的打字机，用可以难倒特工的红墨水。尤其是，致命的打字机必须藏好。（在另一部影片《五日战争》中，几名战地记者为了把战争残酷的事实报道出去，其间的故事更让人震撼。）
所有这些都通过耳机被国安局人员听到。和谁见面，谈了什么，是否和女友发生性关系，都被掌握，没有隐私可言。
作家的女友，那名性感的女演员，最终拒绝让党棍享用她的身体，以换来登台机会。这同样是一种战斗，像是一段让艺术独立于肮脏政治的宣言。但随之迎来的是国家工具的报复。她被拖进监狱，受审，并且最终还是出卖了男友。
好在最终的结局并非黑暗。冷酷的窃听者的良知被唤醒。这是影片中最有趣的一环。在窃听者通过窃听和监视，完全掌握了被监视者的每一个举动。正是这种完全的了解，最终成了理解。
所以影片的后半部分片段是温暖的。一种原本你死我活的对立，在冰消瓦解以后，取而代之的是窃听者对窃听对象的默默保护。
一个窃听者，秘密警察，可以成为专制机器下的一个没有思考的爪牙，去伤害文弱的公民。同样，这个秘密警察，也可以用自己将专制国家机器和文弱公民隔开，从而换取一种保护，付出的代价是把自己搭进去。
好人即是如此，身处坚冰般冷漠的体制里，眼看着他人深陷泥潭即将沉溺时，最基本人性没有死去，还能伸手去拯救他人。
这部片子开头的年份虽然是1984年，契合乔治.奥威尔的政治小说《1984》。但奥威尔书写的是绝望。纯真的爱情在疯狂的监视者下被撕毁。在男子被一只凶狠的老鼠撕咬时，他说，给他的女友也来一口。奥威尔对专制的警惕程度无人能及。
同样的，在另一部德国片《朗读者》里，我们看到的却是日常的好人，其人性中的残忍的一面。汉娜是个文盲，却喜欢听人读书，并羞于承认自己的文盲身份，看起来她是一个渴望享受文明的女人。但进入纳粹系统后，她和其他女人负责看守一些犹太人，在犹太人睡觉的教堂突然着火后，她将大门锁上，所有人活活烧死。
《窃听风暴》和《朗读者》这两部电影展示的是人性中完全不同的两面，前一种让人感动，后一种让人窒息绝望。
而两部电影的结局其实都有种异曲同工。《窃听风暴》的结局是，受到保护的文人写了一本书，专门感谢当年的窃听者，当年的窃听者进了书店，买了一本，他有一句台词，“这本书就是送给我的”，朴素而伟大。
《朗读者》的最后部分，当年和汉娜发生性关系的小男生长大成人，但早已不爱她，却依然朗读声音录下来，送给入狱后的汉娜。她是杀人犯，但听别人朗读却可以挽救她的生命。而好人尽其所能地去挽救她，虽然她曾是那么一个坏人。
在对僵硬社会和冷漠个人深感悲观的时候，看一下电影中的人性力量，总能被深深打动。而为什么电影要去表现这些呢，因为现实中，这些都太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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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觉得三年长吗？我觉得很长。毕业就这么三年了。
有些同学的名字和模样在记忆里开始模糊，需要想一阵子才记起，然后猛拍大腿，靠，就是他嘛。像是恍然大悟。
再和同学聊起那些人事，依然那么亲切，但已经有让人不能忍受的陌生了。心下会想着：都三年没见了，不敢相信再见的时候会是怎样。还会那么亲切吗，我都淡忘人家了，想必人家也淡忘我了。
每个人都各奔前程，当自己回头看的时候，别人正向前看；当别人怀念的时候，自己又在想着当下。所以，这样，情感的共鸣便越来越少了。所以每个人都大学的记忆都留在自己脑里，成了独自的记忆，很少分享，然后渐渐模糊——而如果经常翻出来的话，这些情感记忆显然会一次次被激活，然后显得尤其鲜活，就像你不断地读一个故事——但这是很不现实的。
我还是很感慨，总觉得过去3年是恍惚的，不真实的，自己来到这里或者经过那里，都带着偶然，偶然中又带着宿命，总之都是自己无法掌控，所以就有了无力感。
也许是接触太多的东西了，反倒让人迷惑。从早晨睁开眼开始，大量的文字、声音、图像开始被感官触及。麦克.卢汉说，媒体是人类器官的延伸。现在看起来，我们进入了信息泛滥的时代，我们的器官因为疲于进行各种延伸而忙碌不堪，像一根弹簧被过度拉扯。脑子因此而一团糟，所以一个长期读报刊杂志看电视的人，他有太多零碎的东西，但他不见得渊博，因为脑子的逻辑被外界奴役了。
是这样的，我们的器官都是最最彻底的现实主义者，它们生长发育的目的就是为了适应现实，适应新的环境，新的知识，新的变化，还要适应新的产品，比如说去适应苹果手机或Ipad。
人脑子必须集中处理从器官神经末梢传来的各种信息，再发回指令，让器官接着运作，无止尽下去。脑子也会因此进入一种机械惯性，像流水线的工人重复不停地拧螺丝。
我们于是健忘，是因为脑子总是腾不出空去做些回忆。而回忆是件好事，它让过去和现实衔接，让零碎的东西在时间里找到位置，也能让旧的东西重新发亮。过去和现实能在回忆里互动，情感同样如此。
3年就这样快速的、无知觉地跃过去。接下来，我要让它慢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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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建英的《全民公敌》很精彩，但是你看了会觉得失落，因为不过长，没放开说。厚厚的《八十年代访谈录》，看过了就能过足瘾。
我们这一代人出生在1980年代，但对这个年代并无记忆，更别说感情。但再我出生时候，一些青年学生正在写诗读诗、谈文学、哲学、绘画、音乐，仿佛那是一个文化的盛世。
对于从70年代的封闭走出来的青年人而言，80年代的开放提供了精神饕餮的机会。类似一个人在经历了长期的饥饿以后，会狼吞虎咽一番。
所以那时的人们见什么就读什么，晦涩难懂的哲学知识可以成为时代风尚。在西方的视窗打开后，文学青年们尝试新的文学文体、题材，写实主义、现代主义流行起来。新的绘画风格也继续营造繁荣的氛围，新的音乐，像崔健的摇滚。
纵向比较，80年代是一个创造力被极大激活的时代，人们有空前强烈的表达欲望，并且相信艺术，持有信仰。
但知识结构却早已形成。它将影响你今后的观念和行为。
《棋王》作者阿城的访谈录是《八十年代》的开篇。对于懒惰的读者而言，阅读这个开篇其实就足够了。阿城说的是，人们的认识水平受制于知识结构。更泛泛地讲，局限于自己所处的时代。
就像人的体质受制于其从小养成的饮食习惯，人的认知是自己的知识结构所决定。例如陈丹青所推崇的民国人物，这些人生于晚清，受的私塾教育，有扎实的国学底子，有系统的价值观，于是有完整的人格。但是经历过多次革命后的人们，文化经过断层，很难再有民国人的气质。
而知识的饥渴后的迅速进食，所能带来的改变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
这就是八十年代吧，充满知识渴望和热情，受到随之而来的经济浪潮的冲击后，回头看显得依稀朦胧。
许伟明出生在1987.7.7的福建泉州.
04.7~08.6，兰州大学新闻院；
08.7~11.6，《佛山日报》；
11.6~以后，《经济观察报》
联系方式：
E-mail:xu.weiming［at］aol.comM S N: xu.weiming［at］ms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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