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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处安放的青春
2011-12-27 11:18:00
［2011年12月26日 经济观察报 许伟明］
18岁的杨丁义舍不得给自己买一部手机，而他那些在县城里抢劫的“兄弟”们，都已用上了触摸屏。
自从今年6月从广州辞职回到老家徐闻后，他就一直没找到工作，在家里和父母一起养蚌做珍珠。他的“兄弟”时不时向他伸出橄榄枝，邀其“入伙”。
隶属于湛江的徐闻位于粤西南，是中国大陆的最南端。在珠三角倒闭潮以及产业转移的作用下，一些“90后”工人陆续返乡。与此相伴的是，今年以来发生在这座边城的抢劫暴力案件增多。根据2009年对全国31个省的农民工监测调查，在所有外出农民工中，新生代农民工即1980年之后出生的外出农民工的比例超过了一半，占到58.4%。“在徐闻，你最好低调一点。”当地刑警李良如此提醒记者。而徐闻居民在讲述完自己目睹的暴力犯罪案后，总不忘补上一句：“徐闻从没有这么乱过。”
最近的一个月来，当地公安局已经采取了“清风”、“断源”等打击暴力犯罪的行动，但人们还未从此前的暴力阴影中走出，很多人都表示晚上不敢随便上街。
社会治安滑坡的背后，是粤西地区严峻的就业形势。初中毕业生和中途辍学者源源不断地加入无业大军，而那些从珠三角返乡的二代农民工，又加剧了这种严峻。当青春无处安放，便化为暴力涌向街头。
回流的年轻人
杨丁义家在徐闻县南山镇的一个海边渔村。2007年，他认为学习“不好玩”，初一没读完，就辍学离开镇里的五里初中。
两年后，他的同学初三毕业了，其中大多数人上不了高中，寻思出门打工。杨丁义和几个初中同学一起去了珠三角。在近两年的打工生涯中，杨丁义几乎把珠三角走遍。他在东莞的4个地方打过工，在深圳、佛山做过短工，最后在广州一家女包厂干了5个多月。
他的工资一直在2000元左右徘徊。一开始，这个收入勉强还行。但渐渐地，随着珠三角生活成本的提升，越发捉襟见肘。他甚至一直都舍不得给自己买手机。
他逐渐觉得打工也很“不好玩”。每一次换工作，他要站在流水线边上，从早干到晚，下班时已浑身无力，没时间娱乐，没啥朋友。今年以来，他所在的那家女包厂开工不足，他是拿计件工资的，到手的钱更薄。他决定辞职回家。
一个月之后，同村的同学林杰飞也从珠三角回来了。此前，林杰飞在中山一家电子厂打工，每天工作10小时，非常累，他习惯说雷州话，和讲普通话的工友很难交流。今年7月老板“跑路”，工厂倒闭，他索性回了徐闻。
林杰飞的表妹也在中山打工，但她所在的服装厂今年没什么订单，总是半开工。“辞了这份工，去别的厂打听，也没什么活干。”于是她和表哥一起回了家乡。
扩展到整个粤西地区，回流的民工的人数规模不小。广东社科院珠江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成建三估计，珠三角吸纳的外来打工人口超过4000万人，省外占2000万－3000万人，粤东、西、北占1500万－2000万人。受近两年的民工返乡潮影响，回流外省的人口在数百万到1000万之间，省内回流也是数以百万计，其中，估计超100万的打工者回流粤西的湛江、阳江、茂名、云浮等地。
成建三分析称，民工的省内回流，除了因为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上升、人民币升值等而导致出口贸易型企业困难、倒闭外，还由于广东省近年来实行的“双转移”——把产业和民工向粤北和东西两翼转移。东莞台商协会秘书长温智谋不久前就告诉记者，当地政府正通过提高用地、用人、税收成本等手段，促使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企业搬走。
杨丁义和林杰飞们被“转移”回来后，在村里无所事事。白天，林闲在家里玩手机，晚上和杨一起喝酒，杨再借林的手机打打电话。
村里也有不少同龄人也从珠三角回来，都是杨丁义和林杰飞的“哥们”。不久后，其中有3个就因为砍死了人被警察抓走。
事发在今年8月28日那天，邻村一名小伙子受邀去县城酒吧参加一个生日Party，结果被一帮人刺死。林杰飞的那三个“哥们”就是那帮人中的一份子。“警察来抓人的时候，父母和村里人都很惊讶，他们3个在村里看起来很斯文，怎么都不相信他们会杀人。”林杰飞所在村子的村支书说。
据最近的一次人口统计，村里经常出去惹事的“闲散人员”接近20人，有大半是近两年陆续从珠三角回来的年轻人。而在两年前，村里几乎看不到年轻人的身影。这些20岁左右的年轻人，把徐闻弄得满城风雨。
刑警李良告诉记者，这些年轻人以抢五羊摩托为主，车的销赃价格往往超过5000元。他们在犯案的时候，脸也不遮，甚至在白天出动，好像根本没意识到自己在犯法。“更可怕的是，他们还用枪来打架和抢劫。本地人做的猎枪，大概60－70公分长，子弹是铁珠子，一次可以打出上百发子弹，近距离伤害特别大。”李良说。
县政府和党校的两名人员告诉记者，以前也有街头犯罪，但从来没像现在这么频繁。如今的徐闻，女人上街不敢佩戴贵重首饰，男人开摩托车上街都小心翼翼。
李良也感觉今年治安形势比往年严峻。目前的经济和治安形势，对徐闻乃至粤西而言，都是新课题。为此，湛江市公安局专门设立了一个整治徐闻治安的工作组，会同徐闻县公安部门一起，开展“清风”、“断源”等专项扫荡运动。
接纳不了的县城
这些犯事的年轻人还有一个共同点，无业。在刑警李良看来，正是因为无业没钱，又好面子，有高消费需求才走上偷和抢的路：“今天自己女朋友过生日要花钱，明天别人的女朋友过生日要送礼，自己又没钱，就去偷去抢了。”
对这些年轻人来说，在徐闻找份满意的工作并不容易。
林杰飞说，徐闻的几家罐头厂、包装厂的工资只有1000来元，太低了，他不愿意去。城里的一些酒楼也在招工，但工资更低。
记者走访徐闻几家较大的水果罐头厂、水产品加工厂发现，由于目前是淡季，这些工厂许多处于半开工状态，有些干脆停工。位于海安镇的经济开发区是当地唯一的工业区，其中一家规模颇大的菠萝罐头厂员工告诉记者，工厂招满人时也不超过200人。
这个开发区早在1996年就开建了，但只迎来了11家企业。徐闻县经贸局办公室主任谢苏培说，11家企业中能运转的只有9家，9家中几乎全部是以当地特色水果、水产品为原材料的食品加工厂。仅有的一家电子厂，目前也处于半开工状态。
徐闻县统计局数据显示，2010年，徐闻全年GDP是77.7亿元，第二产业的比值只有13%。县里有36家规模以上的企业，主要就是食品罐头厂。谢苏培说，这些食品加工厂，在徐闻工业中的比重高达80%。
食品加工是徐闻的特色产业，但由于其原料来自当地农户种植的水果，生产具有很强的季节性。往往是在收购旺季时生产几个月，就停工等下一个旺季再重启，有些时候，农产品价格太高，这些工厂甚至没法收购到原料。由于工作不稳定，工厂只能招临时工，工作很累，愿意进厂打工的几乎全是中年人。
留给年轻人的工作机会特别少，需要他们的工作，他们又不想干。谢苏培说，县城里的一些酒楼需要年轻员工，但往往招不到人。“我有个朋友自己要开一个酒楼，招不到人，就开不成了。”
在广东省“腾笼换鸟”、产业“双转移”政策实施中，徐闻县乃至湛江市几乎颗粒无收。现在的情况是，人回流到了粤西，工厂却没有到来。
成建三说，珠三角劳动密集型的企业更多迁往粤北、粤东。而粤西主要接收国企的大型项目，如宝钢、中科石化两大项目落户湛江东海岛。“这些是资金密集型项目，不是劳动密集型项目。”
这受制于多个方面的约束。谢苏培说，徐闻距离珠三角远，坐车要8个多小时；工业园区的配套，包括六通一平、安保等配套没跟上；工业用地指标不够，目前已有的海安经济开发区，里面混杂着工业、住宅用地和耕地，“企业过来要找块20亩地都没有”。
谢苏培说，目前徐闻县正草拟一个新开发区的规划，准备将一个上万亩的农场划成工业园。
但在这个纸上规划成为现实之前，徐闻的年轻人将继续纠结，而且，还有更多的年轻人正从学校流向社会。
在徐闻，上高中不是件容易的事。徐闻县教育局一名副局长说，本县教育较为落后，每年初中毕业生升学入高中，会有4000人无法容纳。
没机会读高中的人还有机会读技校。但记者获悉，县里仅有一所技校，招生人数只有3000人，许多人在中途就辍学进入社会。
中途辍学的情形在整个湛江都很普遍。根据2007年和2010年的两份《湛江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7年湛江的初中、高中分别招生17.3万、4.71万人，但到2010年这批学生该毕业时，初中、高中毕业人数只有14.78万人、4.27万人。
事实上，徐闻县政府层面已看到劳动力富余所构成的社会风险。2011年徐闻县《政府工作报告》中，打击犯罪的解决就业问题被一同提及。其中提到，“加强与珠三角地区企业的联系和合作，积极组织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岗位。”
回不去的农村
这些年轻人甚至连回到土地都很难了。
种香蕉、甘蔗、菠萝，出海打鱼，村子处处都有一股鱼干的腥味，徐闻的农村生活给人一种宁静的感觉。但事实上，由于农家少年的无所事事，这种安宁的外表正被慢慢撕裂。
尽管回到了农村，但这里的一切农活完全和林杰飞无关。这个村里靠海吃海，但打鱼是个累活，每天凌晨5点就要出海，有时候一次出海往往要在海上过三四天才返回陆地，辛苦是一方面，父母更担心孩子的安全。记者走访渔港发现，从出海打鱼，到上岸的从渔网解鱼，再到买鱼贩鱼等过程，都很难见到年轻人的身影。
而林杰飞本以为，自己当不了工人，至少还有一条后路可走——回乡下当农民。不过，这条路已被堵死了，他家为数不多的地已租让出去。
林家有三四亩香蕉地，在年景好的时候，1亩香蕉地可收入1万元。
在2002年之后的几年，徐闻一直没有遇到大的台风，很多农民大面积地种香蕉。“这其实是一种赌博，”谢苏培说，“农民们种香蕉时往往这么想，今年应该不会有大的台风。”
农民赌赢了几年后，在去年夏秋的两场台风中严重亏损，第一场台风刮过，徐闻的香蕉被刮倒不少，第二场大台风将许多香蕉园被夷为平地。
由于种植香蕉面临着台风风险和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以及农资成本的提升，使得小规模种植面积的收获很小、风险很大。香蕉农在这两年开始把土地廉价出租给种植大户，每亩每年的租金仅为400元。而在以前，这个数字一度是800到1000元。
谢苏培说，现在徐闻整体香蕉种植面积在渐渐缩小，不少农户放弃了农业，到县城里开三轮摩托车搭客。
而更多的年轻人对农活已经失去了兴趣。“这一代年轻人哪还吃得了苦，他们从小就没干什么活，父母疼得很。不管是下地还是出海干活，他们都做不了。”上述村支书说。
杨丁义在家里还能帮助父母养蚌做珍珠。但他说，父母并不真的需要他帮忙，如果工厂开出的工资还可以，他会考虑回珠三角打工。林杰飞的父母从未提出让儿子当帮手。他们认为儿子终究不会留在农村，更何况，老俩口出海也惯了，不需要人帮忙。回到家的林杰飞俨然是个客人。
尽管刚从珠三角回到家不算久，但林杰飞的父母一直想“赶”儿子回珠三角去打工。他们问记者说，“你在广州有认识的老板没有，能介绍个地方让他去打工吗？就怕他学坏了。”
对林杰飞们来说，在珠三角和故乡呆下去都不容易，他们的青春无处安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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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偶然，今天看的两部电影都和爱情相关，也都和火车有关。《周渔的火车》和根据川端康成同名小说拍的《雪国》。
每周两次，在瓷器上作画的女人周渔，会从三明出发，前往遥远的重阳，会见一个叫陈清的诗人，一个穷酸的男人。
每一次周渔追火车用的都是慢镜头，配上舞蹈的音乐，像是在在月台上飞舞。这时候，她那女性的丰盈躯体释放着魅惑，包括身体的本能渴望，以及对追爱行动的倔强。
除了陈清第一次递过来一张情诗之外，接下来的故事都是周渔在主动。她去追赶火车，把遥远的距离抹掉，主动靠近陈清，迫不及待地想被拥抱和情诗融化。
火车一方面代表距离，从这个站点到目的地的铁轨漫长。然而，我们的距离感，多数时候并非以公里数来计算，而是以乘坐火车所需要的时间来计算。而火车又是载着旅人走过这些时间的，它又象征着拉近距离。
距离和拉近距离之间，总有一方要付出，愿意山长水远的去奔波。如果这种还有一个较高的频率，那的确充满苦涩，尽管到达目的地有欲望和爱情的满足，但这种短暂的满足总不免带着苦情的味道，周渔陷入了苦涩－满足－苦涩的循环中。
而在《雪国》里，岛村一年只去一趟雪国。在列车驶出一条漆黑的隧道之后，雪国的画卷便铺开了。明亮的白雪，空灵的远山，温情的客栈，以及多情的艺伎驹子在等着岛村流连。
岛村也是搭火车去会情人的，漫长的旅途，绵长的挂念。但岛村对驹子的情感，却并无周渔对陈清的那种痴恋与纠结。
岛村带着东京人的那种都市人特有的自持冷淡，也有男人所具有的一些常见的无耻。他喜欢乡下艺伎驹子。驹子有柔软的双唇，声音清脆，琴声悠扬，头发乌黑的像煤矿一样。所以这些，都是理由。
然而在《雪国》里，火车更多的意味着距离，而非距离的拉近。岛村和驹子生活在两个不同的地方与阶层，雪国是他们产生交集的地方。岛村每年去一次雪国和驹子见面，像是年度出游的一个固定惊喜。
岛村大老远的从东京赶来，从驹子身上获得了性，但给驹子播下了绝望的爱。周渔大老远的赶去重阳，付出了性，也把爱的苦涩留给自己。像是应了《非诚勿扰2》的一句台词，谁主动，谁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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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天前去了一趟长沙，住了3个晚上，第四天上午离开。
第三天去了一趟中南大学，寻找梁稳根当年的老师。运气特别好，遇到了一个已经退休的肖老师，向我介绍许多今年首富当年的情形。来自民营企业的首富，其练就需要机遇和母校支持，同样更靠梁和同伴们自身的艰苦打拼。
当年被梁稳根等人请去做技术指导的翟姓老师已经去世了，于是我试着去寻找当年他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但电话一直没打通。后来听说，这老师的丈夫长期患病，或许已经到外医院了，于是放弃寻找。
从中南大学的湖边走过，听到一男生正对着路人演讲，内容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这种痴狂让我想起疯狂英语或者其它职业培训机构，在这些人看来，想要成功就要有一套迥异于常规的精神体系。广州书城门口就经常有人带一套小音响，对着路人演讲自己是怎么一步步克服胆怯心理的。好像一旦胆大了，成功就大门洞开。
中南大学的大门正在维修，半成品是花哨的柱子，当让人印象不深。大门附近有一片退休老师的住宿区，贴了一张讣告，一名退休老师因一种名称拗口的病不治而死。几名老年人驻足观看，喃喃自语说，又死了一个。听起来没有恐惧，只是孤独，像《百年孤独》中那种注定到来的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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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天，我们边吃饺子，边喝啤酒，边看下载版的《钢的琴》。
一开始我以为，电影里那落魄的男人，在做完一架钢琴后，就能获得奖品：女儿的抚养权，一个女人的爱情。但猜错了。
电影讲的，与其说是获得什么，倒不如说是失去，并且电影里的这群人，对所失去的那种无能为力。
钢琴最终好了，但他没带来任何改变，男人最终承认自己的无能：他没法抚养女儿，他的情人也和朋友上床，一阵追打后，一切像从没发生似的。
钢琴只是他们卑微生活的一个高潮。或者说，是一种回避。他们指望制造钢琴可以带来点什么改变。但任何改变都没发生。
钢的琴，倒不如说，人们希望有琴一样的生活，但现实像钢板一样坚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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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许伟明
8月15日，佛山三水新岗村。村民把积累了好几年的村财1万多元全部用完。本村大厨光膀子上阵，做出20圆桌的肉、鱼、虾、鸡、甚至还有一道甲鱼汤。
他们在纪念移民的十年。2001年8月15日，为了配合三峡大坝的建设，他们——一共1202人，从重庆巫山迁居佛山三水，在这里的10个移民点安顿下来。
一晃十年。
移民们的重辣口味发生了最明显的变化，他们已经不习惯在菜里放太多辣椒，有些小孩甚至不敢吃辣。所以，在当天的宴席上，有重庆的麻辣口味，也有清淡的粤式炒菜。
但要融入当地生活，不像改变口味那么简单。三水区移民办主任陈汉忠告诉记者，到目前为止，三峡移民只是“基本融入”了当地社会，距离真正的融入还相差太远。
杨孝军是三水1202名移民中的一员，也是新岗村村主任。过去几年，他带领村里移民持续与政府博弈。纪念宴席上，他拿着啤酒逐桌敬酒，动情地说：“以后的日子一定要幸福。”但如何才能幸福，以及怎样让村民尽早撕去移民标签，他心里没底。
融入是个漫长过程，过去的十年才刚开始，杨孝军以及所有移民，还要再经过数个漫长的十年才能真正成为当地人。
两头无根的生活
杨孝军高高瘦瘦、精力充沛。十年前，他26岁，大专毕业后在重庆巫山县一家国营火电厂工作。
当初杨孝军可以不迁移这么远，而选择就地投靠。决定远移的原因很简单——希望到外面的世界闯荡，而广东应该有更多的创富机会。最后他说服了妻子。
但没过多久，他就发现自己当初太冲动，妻子也后悔听信他的鼓动。一些移民在头两年反悔，伴随而来的是回迁的高潮。
记者调查发现，2004年之前，新岗村共回迁了8户。其中有3户是离异家庭，回迁是为再婚；其余几户是在当地找不到发展机会，回重庆投靠亲戚。
据陈汉忠介绍，截至2011年，三水共回流移民100多人，主要是头两年回去的老人和孩子。老人没法适应广东的生活，有些家庭在这边支付不了孩子的教育费。
杨孝军和多数人一样，想回迁，但回不去。
杨孝军在移民后只回过一趟巫山。在老家，房子已经被淹没，亲友们也大多移民别处，原来在那儿的社会关系都已被“连根拔起”。
在三水他是无根的，回巫山也同样无根。但在移民村，他好歹还有人均20平方米的安置房。
移民们在三水的生活遇到许多困难，最难过的是语言关。在惠州市博罗县蓝田镇，有一个移民买了一头牛，那牛听惯广东话，不理解新主人的重庆话，不能按新主人的指令干活。
杨孝军的义妹郭丹说，头些年，她去镇里的市场买菜，肉菜贩子用粤语报价，她假装能听懂，以免被骗。她每次都刻意不说话，不管贩子说多少钱，一律递上10元，等找钱。
她以为这样就能假装本地人。但当地人告诉记者，移民非常好辨认，他们买菜买肉总是买很多，拿回家储存着慢慢吃，但本地人每次只买一点，吃完下次再买。
时间久了，一些口齿伶俐的移民很快就学会简单的粤语。但像杨孝军这些年纪大一些的移民，对新语言不敏感，开口说粤语自己都觉得难为情。在镇上，他只要一开口，就能被人认出是移民。
直到今天，由于本地人和移民之间的相互隔阂，致使双方交往稀少。
隔壁村的当地人张伟泉说，他只认识一个移民，交往也不多。而当地一名“摩的”司机说，他不想和这些移民交往，觉得他们很蛮，国家给这些移民发了这么多钱，他们还处处不满。
杨孝军也觉得，少数人把移民的形象搞砸了。一些移民稍有不满，就集体找政府闹事，给人留下移民蛮不讲理的印象。有些移民过惯了巫山的懒散生活，进厂打工后还总是迟到早退，后来，一些工厂一听说是移民就不要。
目前三水移民的年平均收入是6500－7000元，包括三峡工程每人600元／年补贴。移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进厂打工、出租房屋。
大约2004年时，杨孝军就在安置房上加盖了一层，自家搬到二楼住，一楼的3间房子租出去，每月能多收租金600元。这类租金收入在移民收入中占的比重不小，一些移民甚至把原来的安置房加盖到3层。
但2008年金融危机后，周边的工厂倒闭不少，一些移民随之失业。工人减少之后，房屋租户也少了，移民的租金收入也相应下降。
新岗村一天的生活也足够简单。早晨，男人们早起，开摩托车去工厂，傍晚才回家吃饭睡觉。女人主要留在家里看孩子，顺便做点计件工，大部分时候村里无比寂静。
村里的老头称移民村是“特别行政区”，除了进厂打工外，移民几乎只在村内活动，说重庆方言，吃重庆菜，和外界沟通不多，通婚更罕见。
到目前为止，移民大多是在重庆老乡里找对象。只有一个例外，移民廖开清娶了一个当地离异女子，他的新婚妻子告诉记者，愿意嫁给移民有两个原因：重庆男人较会疼女人，对妻子是否离异过也没那么在乎。
敏感的群体
杨孝军一来就被选为村主任，因为他大专学历是同代移民中最高的。一上任，他就感受到了来自移民和政府的双重压力。
移民们如果有不满，需要村主任去代表和政府谈判交涉。他们最关心的是土地。按移民政策，每个移民可分0.6亩耕地。一些移民村幸运地分到较好的地块，但新岗村没这么幸运，其所得是土地105亩，位于北江排涝区，底下是砂石，土层太浅。
杨孝军说，村里没有集体土地，村民分到的土地中，32亩鱼塘承包出去每年租金收入是2.4万元；73亩出租给人养牛蛙，年收入2.6万元；另一块地租给别人做汽修厂，三部分加起来全年集体收入6万元。扣除村里的提留后再均摊给村民，每人一年分不到100元。
在乐平镇的移民村新鹤村，村民许国权告诉记者，移民分得的土地在高压线正下方，很难出租出去。
移民希望能置换土地，但镇政府认为，当初有两块土地让移民选择，最终选了现在这块，并签了协议，无法再做变更。
移民希望村主任强硬，“把事情闹大”。杨孝军频繁和政府交涉，但最终两边都不好做人。
“我只是当移民和政府之间的传声筒，将两方的说法上传下达。但矛盾很尖锐，移民将我作为村主任的权力过分扩大化了，他们认为我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当了村主任3个月后，杨孝军主动辞职。
后来的两任村主任最终也没法带领移民解决土地等焦点问题。2008年年中，新岗村村民又一次将杨孝军选为村主任。
当了这么多年村主任，杨孝军感觉到，移民与外界接触的最大困境就在于，外界总认为他们是敏感群体。
2008年8月，移民汪立武被查出得了食道癌，汪所在工厂以这不是职业病为由，不愿替他支付医药费。汪一个人去交涉无果，杨孝军和其他10来个移民一起去交涉，厂方以为是来闹事的马上报了警。该工厂从此以后再不招移民了。
事实上，将移民以100多人/村的规模来安置，便是出于“维稳”考虑。此前，移民曾先是独家独户安插在本地人之中，例如杨孝军的表哥，就是单独一户被安置在肇庆高要。结果，移民很容易被欺负，导致回迁率很高。后来，政府又把上千移民安置在一个村里，例如肇庆市大旺移民村，结果移民很容易“闹起来”。现在这种折中的、小规模聚居的模式，既减少了回迁率，又便于政府管理。
十年之后，政府依然视移民为“敏感问题”。记者获悉，由于各地移民都将陆续迎来十周年，因此上级部门向各级政府及移民办下发通知，要求注意移民动态。
目前广东省各区的移民部门负责人会定期开会，除了反映移民现状、商讨对策外，还有一个重大议题是互通移民活动的信息，以防各地移民之间“串联”起来。
针对此次三水移民十周年，当地政府人士向记者表示，政府对聚餐的态度是“不主张，不反对”。但在乐平镇，一名移民村村主任告诉记者，该镇4个移民村向镇民政部门申请组织聚餐，均遭到反对。
在其他村得以举行的聚餐上，当地镇司法所、派出所都派人参加。相关人士告诉记者，其实他们是在监督，以防移民喝多了“出事”，又酿成“敏感事件”。
梦想在下一代
准备在移民后大干一番的杨孝军，最后还是只能在工厂打工，领取不超过3000元的月薪。
他曾经多次想要自己创业，但诸多创意设想都因缺少资金而夭折。
同村的张科权也苦于借贷无门。他坐在自己的杂货店前，叼着香烟等生意，牙齿被熏得黄黑。杂货店楼上，他经营了一个小网吧。
张科权告诉记者，他2005年左右想筹资养羊，但无论如何争取，都弄不到贷款。
事实上，移民村房屋的产权不完整，不能用来抵押贷款，没有一家银行敢在移民违约后没收移民的房子。政府更担心，移民如果把房子都赔了，也会带来敏感的社会问题。
三水移民办关注到了这个问题，多次向广东省移民办上交报告反映，并提出解决方案。但报告递交上去，从未有过回音。
乐平源潭村的移民邹厚斌算是个成功创业的例外，他先是在东莞与人合伙打拼，拥有资本之后回移民村创业，投建了一个花边厂。如今他的花边厂资产数百万，雇用了很多移民老乡。源潭村成为三水移民村中最富裕的。
但邹厚斌却告诉记者，这一代移民的使命是“牺牲”，为下一代人的发展做铺垫。
事实上，不少移民和邹厚斌的观点类似，对本代人融入当地社会并不抱很大的希望。
邹厚斌告诉记者，移民之所以无法融入当地社会，很重要的因素是自身心态有问题，“没有真正面对现实。移民要和当地人真正平等，是不可能的。”“别指望太多的政府扶持。”邹厚斌认为，移民必须通过这一代人的努力，让后代跳出移民村，“我们要给下一代建立社会平台，让他们有一个社会网。”
其中，最关键的是教育。邹厚斌把儿子送到东莞一所贵族学校就读。他毫不掩饰自己这样做的现实考量——为儿子创造好的交际环境，儿子现在的同学，将来都会变成宝贵的关系网络。
据介绍，目前三水移民中，共有50多人是大学生，其中30多人毕业后跳出移民村到了别的城市工作。在邹看来，这意味着摆脱了移民村，改变了命运。
杨孝军也非常重视儿子的教育，他把孩子送到三水最好的初中，一年学费就要1.5万元，另外还要支付一学期3880元服装费、住宿费；每月300元到450元的伙食费。再减去各种家庭开支，家庭收入一年剩不到1万。但这些花费在下一代的教育投资，杨孝军认为值得。“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孩子和本地人说着同样的话，有同样的习惯，人们不再觉得他是移民，大家都是三水人，这才是真的融合了。”一名移民说。
原文发表于《经济观察报》，http://www.eeo.com.cn/2011/0825/20955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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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许伟明
8月10日，50名工人在东莞南城鸿福路撑伞冒雨讨薪。前一夜，他们的美籍老板逃跑，经营了10多年的东莞华世利贸易公司随之倒闭。
此前在6、7月，东莞老牌的纺织企业“定佳”、玩具企业“素艺”的老板，先后“神秘失踪”，留下愤怒的讨薪工人和一群债主。
东莞是否会再次出现2008年的“倒闭潮”又一次成热议焦点。 东莞中小企业的“倒闭潮”像是“狼来了”的故事般被多次提到，但又屡屡被官方“辟谣”。
从表面看，经历2008年的金融危机下后，东莞经济逐渐回暖上升，官方数据显示了经济运行的平稳。东莞外经贸局副局长不久前表示，今年上半年东莞今年上半年有266家外资企业关停、外迁，属于正常水平， 远低于2008年关停、外迁865家。
企业老板们的切身感受与此却大不相同。对他们来说，危机从2008年开始以后从未曾结束过，多数企业从那时艰难支撑至今，而现在比以往还更困难。
台企在东莞外资企业中的数量最多，在各种成本上升、国外市场萎缩、人民币升值等的多方冲击下，一些台企开始摇摇欲坠。韩国企业素艺玩具厂倒闭后不久，东莞台商协会会长谢庆源公开预测，到今年10月，将有一成台企关门停产。
该协会的秘书长温智谋更为悲观，他认为东莞台企目前所能做的只是：等死。
东莞政府已经提高了警惕。东莞人力局目前已开始全面实施企业减员、企业倒闭群体性事件预警，强调第一时间介入“突发事件”，并将建立事前预警、事中处置、事后打击相结合的机制来打击欠薪逃匿行为。
利润极限
“公司的台干都回台湾了，现在留下大陆的人在管。”韩迟玉说。她所在的公司叫“瀚宇”，是东莞大朗镇一家专门生产出口专业电线电缆的台资公司，最终客户包括戴尔、索尼。但该公司在近两个月急遽减少。
“原本要加班3个多小时以赶着完成订单任务的工人们，现在每天只能工作8小时，而不能再赚加班费了。”韩迟玉说。
在东莞长安镇，另一家知名五金厂正在饱受生产成本增加的煎熬。吴建华这个厂子的老员工，他说工厂主要生产汽车零部件，出口给国外的汽车公司，例如福特。听起来光鲜，其实利润微薄。
原材料方面，铝锭在8月10日价格约17970元／吨，而去年同期，价格是15320元／吨，一年内上涨了17.3%。工资的强制提升也让成本激增。吴建华说，东莞最低工资标准从今年3月1日起，就上调到了1100元，距上一次上调，10个月内涨了19.57%。随工资一起提的还有社会保障的各种费用。
面对劳动力成本的大幅度上涨，多数中小企业表示消化工资的上涨。香港工业总会副主席刘展灏在3月预测，未来三五年内珠三角有1/3企会因此遭淘汰。
一名企业主说，汇改启动后，人民币已经升值了5％，今年以来工人工资上涨了至少20%左右，原材料上涨30％以上。如果原材料和棉花、石油有关，那在材料成本就涨得更疯。
为应付各种成本上升，工厂只能节衣缩食，有些企业老板甚至开始卖车。吴建华所在的五金公司的做法是，半年内工人只出不进。
一个多月前，台商协会召集开会，台湾人都在诉苦，多数人称，进入三季度后，台商所严重依赖的外单突然减少，大多数减至原来的五成，有的减至三成，两成的也不少。
东莞多家受访企业普遍表示，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原物料成本上升，大幅度吞噬东莞企业老板的利润，甚至有些企业已经被逼为零利润。
东莞台商协会秘书长温智谋说，目前东莞台企的生产成本几乎升到了极致，以出口为主的中小企业原本利润就很薄，而各项成本的递增速度每年都超过了15％，他想不出还有哪个行业可经受得住这种成本压力。
利润太低，一些企业进退两难。有纺织厂人士称，没有订单做企业会亏损，但由于对成本上升、人民升值的恐惧，一些企业甚至有单也不敢接，担忧开工也会亏本。
外向型企业的所受的困难在东莞上半年的宏观指数也有所显示。 东莞外经贸局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今年1－6月的每月的累计出口同比增长率在逐月减少，从1月的27.7％，降到6月的15.9%。尤其是在最能代表“东莞模式”的来料加工贸易方面，今年上半年，东莞来料加工进口和出口总额分别是60亿美元、85亿美元，和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15.4％、7.3％。
广东社科院珠江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成建三认为，东莞目前再出现类似2008年的数量、规模的倒闭潮的可能性不大。但倒闭现象不可避免，而且这造成的社会问题会将比2008年还严重。
2008年的倒闭潮下，失业民工就回内地老家去。但如今，生长在东莞的二代农工比例很大，如果失业了，他们不会跟着“转移”到广东偏僻一些的市区打工，更不会回老家，而是留下来。尽管广东省近些年在增加社会管理和服务上的投入，但历史欠账太多，一下子做好不可能。失业的二代民工，将导致社会问题更集中。
由于东莞经济体为外向型，产品有2／3出口。目前国外市场虽不至于二次探底，但世界经济低增长的情形会继续下去，加之国内劳动力成本提升、人民币升值，成建三觉得东莞的痛苦会再延续1－2年。
土地局限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珠三角就开始进行产业升级、“腾笼换鸟”，想赶走位于产业低端的小企业，引进新高新科技行业，打开内销市场。但“东莞速度”一直没法体现，东莞在产业升级转型的速度比深圳、佛山、惠州、珠海都迟缓。并非政府不出力，而是被是东莞独特的产业布局和复杂的土地产权所牵绊。
成建三说，出口加工企业占据东莞企业数量的绝对优势，东莞市直接下辖的各镇，往往是大量的工厂围住一个商业区，工厂开发建设满了。如果要换鸟，那该换的实在太多。
此外，这些工厂土地产权极其复杂，有的是租的，也有买的，但产权难以界定。大量土地租的早，租金低廉，租地合同一签就是几十年。如今地价上涨数倍，老板们不可能放弃这些土地的。
东莞台商协会秘书长温智谋也说，台商刚进入东莞时，村委会非法把土地卖给台商，如今见土地涨价又后悔想收回，台商当然不肯，而另一方面政府又想开始新一轮的征地、招牌挂，导致这些土地产权模糊不清。
这种情形下，如果政府想在已有的工业区里找到一个较大的地块弄一个园区，往往会动辄涉及到周边十数个小厂的产权不清的土地 ，难度很大。这不像在佛山、惠州等市，当地政府可以拿出大块地来吸引高科技产业。
目前东莞的土地已经被过度开发，留给产业升级的空间非常小。今年6月14日的一次东莞全市村居干部国土资源法律知识培训班透露，东莞的土地开发强度已超过43%，是香港的两倍多，土地资源十分紧张。东莞国土局局长刘润荣在培训班上说，今后东莞每年新增建设用地，要重点保障市重点园区、重点工程和优质产业项目，而对违法用地行为，要“一冒头就打、一动工就拆”，决不能让违法项目挤占新增用地空间。
但事实上，目前东莞多数镇的工厂建设已经“满了”，新兴产业很难挤进去。广东省社科院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丁力表示，“东莞的土地资源接近枯竭，土地资源消耗得差不多了，尤其是经济大镇，更是没有太多的土地可用。再要土地的话，就得腾笼换鸟‘三旧’改造。”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政税务系主任林江对媒体说，三旧改造之外，考虑到东莞是一个以工业为主导的城市，留下的农用地在保证生态用地的前提下，可探讨用于发展新兴产业。
东莞市政府目前正大力开发松山湖和虎门港沿海带，这儿的工厂还没那么满。尤其是被寄予厚望的松山湖园区，东莞市有领导曾表示，这里将被建设成一个“带动东莞产业升级和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平台”，其成败被视为“关系到东莞城市的未来”。但成建三说，松山湖的开发成本太高，而虎门港沿海带将主要建设石化项目也和广东多个沿海城市出现重叠，它们对东莞产业升级的推动效果至少目前还未体现。
在存量方面，东莞的产业升级速度缓慢，而在增量方面，空间又实在有限。这恰恰是东莞产业升级的最大困境，而它和当前中小企业界的困境共存。
多数东莞老板舍不得离开东莞这块福地。一家电子五金厂老板告诉记者，出口企业在深圳、东莞，靠近香港和深圳港口，物流成本低廉，在当前物流成本超高的背景下，深莞具有得天独厚的、别的地方不具备的区位优势。尽管多年来东莞政府用各种政策来“赶走”这些位于低端产业、利润微薄的小厂，但没有类似污染的把柄，企业不走政府也没办法。
在失去政府扶持、市场低迷的情形下，中小企业继续在东莞“支撑”，从2008年撑到现在。其间的形势很难让人乐观。在2009年，东莞倒闭、迁移台企约有500家。到2010年，由于风险太大、信贷紧缩，银行也不再向中小企业贷款。事已至此，多数企业仍宁愿在东莞“等死”也不想走。
最后，在倒闭到来的前一夜，那些眷恋东莞的老板们会不会再突然“失踪”？“逃跑也是无奈”，温智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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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伟是个老外，曾是《纽约客》在中国的作家。他的三本书正在改变一些中国记者的写作风格。包括最近的这本《寻路中国》。
和中国记者不一样，这些外国人对中国的现状和变迁都更为敏感。他们总能捕捉到更有意思的东西。而且在幽默感匮乏的中国社会，他们显得更幽默从容。
这本书分三部分。先是沿着长城漫游的旅行记录；二是定居北京远郊农村的一些故事；最后是温州工业园的老板和工人们。
他一开始选择了长城。从北京租车，一路西去，沿着长城行驶。和几近永恒的长城一样，长城周围的农村也一样的寂静，仿若时间凝固住了。
这种的寂静其实隐藏着巨大的人口变迁，年轻人们从这些远古的边疆离开，去往工业发达的城市打工。留下的老人和孩子还保留着纯朴的面貌，但在何伟的叙述里，这些可贵的东西一方面是和贫穷连在一起，另一方面，似乎即将消失。
还有北京郊外的那个农村，在他去租房定居的那年，这里依旧像个世外桃源，远离北京城的喧嚣。城市和乡村之间互相诱惑，就终乡村生活被城市化吞噬。
原本这一切仿佛一首田园诗歌。但现在，它的意境却越来越难把握了。
何伟抓住了中国农村的特质：它表面看起来慢慢腾腾，但巨大的变迁已经带来改变。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子，谁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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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许伟明
党棍在奔驰车的后座强奸了一名女戏剧演员，同时又让忠实的党员躲在封闭密室里尽职地窃听女演员的作家男友，想以此发现其反动的证据。在窃听的过程中，这个党员倒戈了，最终还保护了作家。
某种意义上，电影《窃听风暴》谈的是好人和坏人，将这个话题放置在窃听全民的专制国家背景前，显得非常独特。
对东德专制最早觉醒的是一些独立思考的东德文人，这些人被视为反动，被24小时监视和窃听，甚至被逼上绝路。最先自杀的是一名年老的导演，他受人爱戴，但拒绝向权力妥协。
电影剧情不紧不慢，独立的东德文人们筹划一次小小的动作：报道东德，在西德《明镜》周刊上发表一片有关东德文人自杀的问题。
在绝对压制的环境下，报道被视为一种向当局的挑战，何况所提到的是关乎政治的敏感话题，这还引起东西德的外交龃龉。在封闭的空间里，专制者害怕杂声，就像害怕黑暗的地方被投射进光来。不同论调的报道会引发对其合法性的质疑，这种要害是根本的。
而要完成这样的报道，也是一件艰苦卓绝的工作：要和越境的《明镜》编辑提前沟通，用书本大小的打字机，用可以难倒特工的红墨水。尤其是，致命的打字机必须藏好。（在另一部影片《五日战争》中，几名战地记者为了把战争残酷的事实报道出去，其间的故事更让人震撼。）
所有这些都通过耳机被国安局人员听到。和谁见面，谈了什么，是否和女友发生性关系，都被掌握，没有隐私可言。
作家的女友，那名性感的女演员，最终拒绝让党棍享用她的身体，以换来登台机会。这同样是一种战斗，像是一段让艺术独立于肮脏政治的宣言。但随之迎来的是国家工具的报复。她被拖进监狱，受审，并且最终还是出卖了男友。
好在最终的结局并非黑暗。冷酷的窃听者的良知被唤醒。这是影片中最有趣的一环。在窃听者通过窃听和监视，完全掌握了被监视者的每一个举动。正是这种完全的了解，最终成了理解。
所以影片的后半部分片段是温暖的。一种原本你死我活的对立，在冰消瓦解以后，取而代之的是窃听者对窃听对象的默默保护。
一个窃听者，秘密警察，可以成为专制机器下的一个没有思考的爪牙，去伤害文弱的公民。同样，这个秘密警察，也可以用自己将专制国家机器和文弱公民隔开，从而换取一种保护，付出的代价是把自己搭进去。
好人即是如此，身处坚冰般冷漠的体制里，眼看着他人深陷泥潭即将沉溺时，最基本人性没有死去，还能伸手去拯救他人。
这部片子开头的年份虽然是1984年，契合乔治.奥威尔的政治小说《1984》。但奥威尔书写的是绝望。纯真的爱情在疯狂的监视者下被撕毁。在男子被一只凶狠的老鼠撕咬时，他说，给他的女友也来一口。奥威尔对专制的警惕程度无人能及。
同样的，在另一部德国片《朗读者》里，我们看到的却是日常的好人，其人性中的残忍的一面。汉娜是个文盲，却喜欢听人读书，并羞于承认自己的文盲身份，看起来她是一个渴望享受文明的女人。但进入纳粹系统后，她和其他女人负责看守一些犹太人，在犹太人睡觉的教堂突然着火后，她将大门锁上，所有人活活烧死。
《窃听风暴》和《朗读者》这两部电影展示的是人性中完全不同的两面，前一种让人感动，后一种让人窒息绝望。
而两部电影的结局其实都有种异曲同工。《窃听风暴》的结局是，受到保护的文人写了一本书，专门感谢当年的窃听者，当年的窃听者进了书店，买了一本，他有一句台词，“这本书就是送给我的”，朴素而伟大。
《朗读者》的最后部分，当年和汉娜发生性关系的小男生长大成人，但早已不爱她，却依然朗读声音录下来，送给入狱后的汉娜。她是杀人犯，但听别人朗读却可以挽救她的生命。而好人尽其所能地去挽救她，虽然她曾是那么一个坏人。
在对僵硬社会和冷漠个人深感悲观的时候，看一下电影中的人性力量，总能被深深打动。而为什么电影要去表现这些呢，因为现实中，这些都太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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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觉得三年长吗？我觉得很长。毕业就这么三年了。
有些同学的名字和模样在记忆里开始模糊，需要想一阵子才记起，然后猛拍大腿，靠，就是他嘛。像是恍然大悟。
再和同学聊起那些人事，依然那么亲切，但已经有让人不能忍受的陌生了。心下会想着：都三年没见了，不敢相信再见的时候会是怎样。还会那么亲切吗，我都淡忘人家了，想必人家也淡忘我了。
每个人都各奔前程，当自己回头看的时候，别人正向前看；当别人怀念的时候，自己又在想着当下。所以，这样，情感的共鸣便越来越少了。所以每个人都大学的记忆都留在自己脑里，成了独自的记忆，很少分享，然后渐渐模糊——而如果经常翻出来的话，这些情感记忆显然会一次次被激活，然后显得尤其鲜活，就像你不断地读一个故事——但这是很不现实的。
我还是很感慨，总觉得过去3年是恍惚的，不真实的，自己来到这里或者经过那里，都带着偶然，偶然中又带着宿命，总之都是自己无法掌控，所以就有了无力感。
也许是接触太多的东西了，反倒让人迷惑。从早晨睁开眼开始，大量的文字、声音、图像开始被感官触及。麦克.卢汉说，媒体是人类器官的延伸。现在看起来，我们进入了信息泛滥的时代，我们的器官因为疲于进行各种延伸而忙碌不堪，像一根弹簧被过度拉扯。脑子因此而一团糟，所以一个长期读报刊杂志看电视的人，他有太多零碎的东西，但他不见得渊博，因为脑子的逻辑被外界奴役了。
是这样的，我们的器官都是最最彻底的现实主义者，它们生长发育的目的就是为了适应现实，适应新的环境，新的知识，新的变化，还要适应新的产品，比如说去适应苹果手机或Ipad。
人脑子必须集中处理从器官神经末梢传来的各种信息，再发回指令，让器官接着运作，无止尽下去。脑子也会因此进入一种机械惯性，像流水线的工人重复不停地拧螺丝。
我们于是健忘，是因为脑子总是腾不出空去做些回忆。而回忆是件好事，它让过去和现实衔接，让零碎的东西在时间里找到位置，也能让旧的东西重新发亮。过去和现实能在回忆里互动，情感同样如此。
3年就这样快速的、无知觉地跃过去。接下来，我要让它慢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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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建英的《全民公敌》很精彩，但是你看了会觉得失落，因为不过长，没放开说。厚厚的《八十年代访谈录》，看过了就能过足瘾。
我们这一代人出生在1980年代，但对这个年代并无记忆，更别说感情。但再我出生时候，一些青年学生正在写诗读诗、谈文学、哲学、绘画、音乐，仿佛那是一个文化的盛世。
对于从70年代的封闭走出来的青年人而言，80年代的开放提供了精神饕餮的机会。类似一个人在经历了长期的饥饿以后，会狼吞虎咽一番。
所以那时的人们见什么就读什么，晦涩难懂的哲学知识可以成为时代风尚。在西方的视窗打开后，文学青年们尝试新的文学文体、题材，写实主义、现代主义流行起来。新的绘画风格也继续营造繁荣的氛围，新的音乐，像崔健的摇滚。
纵向比较，80年代是一个创造力被极大激活的时代，人们有空前强烈的表达欲望，并且相信艺术，持有信仰。
但知识结构却早已形成。它将影响你今后的观念和行为。
《棋王》作者阿城的访谈录是《八十年代》的开篇。对于懒惰的读者而言，阅读这个开篇其实就足够了。阿城说的是，人们的认识水平受制于知识结构。更泛泛地讲，局限于自己所处的时代。
就像人的体质受制于其从小养成的饮食习惯，人的认知是自己的知识结构所决定。例如陈丹青所推崇的民国人物，这些人生于晚清，受的私塾教育，有扎实的国学底子，有系统的价值观，于是有完整的人格。但是经历过多次革命后的人们，文化经过断层，很难再有民国人的气质。
而知识的饥渴后的迅速进食，所能带来的改变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
这就是八十年代吧，充满知识渴望和热情，受到随之而来的经济浪潮的冲击后，回头看显得依稀朦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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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市场上流通的货币，多于市场所需，就会带来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事实上是对民众财富的暗中掠夺。
亚当·斯密的那本卓越的《国富论》，第四章，他极具远见地写道，由于早期货币交易使用的贵金属，往往会被掺杂一些廉价家属，很多人上了大当，严重影响市场的交易的进行及扩展。出于一种公认的需要，政府就出面给金银加盖官印，给予每一块货币以权威认可。
正是市场上金银货币的使用者对政府的信任，让政府拥有铸币权，他们信任政府，认为政府不会像私人那样，在盖了官印的货币上偷工减料。但事实上，大部分政府的贪婪程度，比起个人来，往往更无所顾忌。
他写道，“我相信，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由于君主和国家的贪婪与不公，他们背弃自己臣民的信任，逐渐减少了他们的铸币中原来含有的金属的数量。”
而当金本位被抛弃，纸币不再代表任何重量的金银时，通货膨胀更加便利，开动印钞机就行了。市场上流通的货币增多，每单元的货币的购买力也随之下降。
通货膨胀不是中性的，不是平均的。货币的总量增多，总是一批人先拿到这些增多的货币，而后拿到的人、没拿到的人就只有吃亏的份。
假设市场上有10个馒头，市场原本是10元货币。这时候，馒头均价是1元。政府决定加印10元，市场就有20元的货币。如果平均分配，馒头涨价1倍，但每个人拿到的馒头是没有变化的。但政府、国企他们能最先拿到这多出来的10元。假设他们拿这10元去购5个馒头，每个的价钱还是1元钱，但等到其他人也拿到这些钱的时，每个馒头都至少4元了。
这就是通货膨胀的魅力：他的掠夺被隐藏起来，他不比征税那样会引起民怨。征税是直接从民众手里明拿，而通货膨胀是暗取，人们对明拿更加痛恨，而对暗取并不容易察觉。
这也是政府热衷增发货币的理由。但中国目前的现实更加残酷，在通货膨胀多年持续的情况下，民众的税收负担仍然是全球前列。
很多人天真的以为"适度的"通货膨胀是好事，还相信对一个濒临破产的企业，比如说银行，政府应该注资救市。而事实上，正是过低的银行利率，导致流动性泛滥，银行疯狂向缺乏还贷能力的民众提供购房贷款，这些贷款又被打包成证券产品在证券市场上发行，才导致了2008年美国信贷危机的爆发。
而政府采取的是凯恩斯主义的应对方法：在市场萎靡的时候，用更低的利率、更多的美元砸向市场。我们长期被告知，在投资、消费、贸易的三架马车中，如果有一个马车跑不动了，那么只要让另一辆马车跑得更快就可以解决问题。在消费不振时，那么就加大政府投资，便可以解救经济。
拿引发危机的原因，去解救危机，只会加重危机的严重程度。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普遍相信，1930年代的美国经济危机的复苏，不能归功于罗斯福新政。事实上，大力建设水库等各种大工程的胡佛总统践行的就是凯恩斯那一套，而罗斯福继承的就是胡佛的衣钵，其延长了本可以迅速复苏的经济危机的持续时间。
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观点不断被重视，但凯恩斯主义经济的做法却长盛不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从凯恩斯那里找到了增发货币、货币贬值的正当理由：货币贬值可以促进就业、促进出口贸易、刺激经济发展。但事实上，货币贬值后，民众只是被掠夺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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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别人送的一个水瓶，一直找不到用处，现在拿来当花瓶用，感觉比真的花瓶还好看合适。简单的房间放上这些康乃馨，感觉多出许多生机来，格调跟着提升。生活就是这样，你注意给她打扮，她就回报给你好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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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许伟明
茶季一到，小村的路上就多了许多人，阴天下雨不能采茶，外来的女人们操着外县口音的闽南话，大声囔囔、招摇而过，村里热闹起来。这里叫龙通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一个茶叶村子。茶季一到，外出打工的人就回村做茶，茶农雇请的临时女工也增加了村子人口的密度。
不过等茶季一过，几天之内，外来的采茶女将全走了，加上本村的劳动力也大多进城打工，村里就只剩一点儿人留守，“安静”下来。
铁观音常常被贴上“高利润”的标签，在感德镇龙通村，很多茶农坐拥10来亩茶园。正是这样的村子，在近几年全国“用工荒”愈演愈烈，农民工返乡故事越来越多的情况下，这个“铁观音村”却在悄悄进行着逆工荒。
因为茶叶收购价格偏低，以及城里普遍存在的招工难，外省民工难找，本省农民也冲着较高的工资进城，越来越多的龙通村村民已经将更多的选择从做茶转向进城务工。茶叶的生产还没受到冲击，但是传统的四季不出远门、在家做茶的农业生态，从去年开始就被完全打破。
这村子可能只是福建沿海农村的一个缩影。
伤心的春茶
眼下正是4月底5月初，茶树嫩芽抽长。一年四季的第一季茶——春季茶开始采摘。
在春节出门打工赚外快的村民，不约而同都赶回来，村里突然间又热闹了。许秀理也从泉州城郊的工厂辞职回村，和丈夫一起做茶，家里雇了4个采茶女专事采茶。
“全村招的采茶女有1500来人，现在村里的人口应该有4000多人。”村里人多了，茶农们相见就问采茶的事，人人都在准备着大干一番。
但天公不作美，绵长多日的雨季紧跟而来，山谷被雨雾紧锁。雨天不能上山采摘，也对茶叶成品质量不利，还影响价格。但采茶女们，心急于上山采茶赚取报酬，催着许秀理，让她们在下雨间歇上山采茶。这只会遭到拒绝。
这个阴雨天的开头，几乎是毁灭性的。茶叶的季节性强，一个茶季仅有10来天，错过了，嫩芽会变老，作废。
一些茶农会在雨停间歇，匆忙上山采摘点茶青，带回家加工，但想预计的那样，卖不出好价格。
多数茶农们躲在屋檐下，泡些去年没卖完的秋茶，慢腾腾地抽烟，偶尔骂骂老天爷，百无聊赖地瞅着户外绵绵不停的雨。他们在等待晴天，那是采茶、制茶的好天气。
外来的采茶女们，更是急躁不已。闲来无事，只好上村路上晃悠。在村路上操着外地口音，呼朋引伴，陌生的福州话、客家话，以及外县口音的闽南话，给闭塞山村带来不少新鲜感。
这场让人心烦意乱的雨，或许将一直下着，直至茶季最后的两三天，那意味着这个茶季基本“报销”了。而春茶是茶农上半年收入的最主要来源。
“上半年要没饭吃了！”许秀理的丈夫许建设半是玩笑、半是认真的说，露出一口被烟熏黄、被茶水浸黄的牙齿。
“靠茶是不行的，”他总结一般地感慨，“全部靠茶，已经不再能养活人了。”
他的感慨，不仅来自现在这场雨，和“不争气”的春茶。更多的是因为，这两年的趋势是，茶的利润越来越薄。生活成本、生产资本的双重增加，让单靠茶叶的家庭收入萎缩。
而他们所在的这个龙通村，全村3000多人口，几乎所有村民都和茶相关，绝大多数人是茶农，并以铁观音茶为唯一的收入来源。
现在许建设、许秀理夫妻，和村里人见面的一个话题必然是，“今年制茶不行喽，行情越来越不好”。
紧接着的另一个话题便是，过了这个春茶季，还出去城里打工吗？
答案全是：还得出去，还得打工。
突变的秋天
变化来得太突然。
前年还是茶叶的丰收年。许建设在前年春季茶、秋季茶（一年第四个茶季），甚至原本不好卖的第二、第三季都卖出好价钱。那时每斤一百元的收购价并不稀奇。
转折在去年秋天。
当年秋茶的末段，茶叶收购价像股票长阴线一样坠入谷底，大部分茶农叫苦不已。茶农们开始出去打工。
这太不可想象。在此之前，几乎是一个铁观音的黄金时代，铁观音茶的收购价一直稳中有升，并一“好”就是20多年。
实行家庭年产承包制时，村里原来专事产茶的生产队解散，队员各分得一些茶园。一开始只有这几户种茶，但每户一年产量都不到50斤。
茶叶远不是主业，村里更多的人、更多的土地都来种稻谷、种红薯、种菜、养猪。村里人的食物都由自己提供，制茶只是一点“外快”。
但这点“外快”在随后不断地成为主业，而原来的主业则被不停排挤。
到今年，村里几乎每一寸适合种茶的土地都用来种茶了。原来的稻田、猪圈、菜地，都被改为茶园，农民还向山林进军，山里梯型茶园越来越多。“过去5年，茶园的面积和产量都翻了一倍！”许进丁说。
在不断扩大面积种茶的过程中，茶农们也主动地将自己抛入市场经济大潮中，完全成为铁观音茶叶产业中的一个环节。目前，村里人吃的米、肉、菜、水果，全都是从外地人开进村的流动车里购买。
现今，龙通村共有茶园8000多亩，总量和人均，都是镇里第一。靠着产量大，加之这里海拔600多米——比镇中心高了300多米——的气候优势，有利于制出高质量茶叶，龙通村迅速成为远近有名的茶村。
茶叶完完全全成了村里绝对的、唯一的产业。
而这也让龙通村民得到实惠。在这金子般的20年里，村里人口增加1000多人。许多家庭像许建设家一样，赚到了钱，建了新房。老旧的土屋被推倒，钢筋水泥的房子到处开花。还有几个制茶能手、大户，则买了小轿车。而村里也在去年初，这个闭塞山村的路边，竟然也竖起路灯。
同样的致富故事在本镇、本县的农村里上演。铁观音也成了安溪县这个以丘陵山区为主的县区的名片，全县及各镇，均将茶叶当作地区主力产业进行推广、发展。
铁观音是在市场经济冲击下，上帝赐予村民的一份礼物。种水田的农民，现在全变成茶农，日子虽说不上富裕，但却也衣食无忧。
村里人习惯地留在村里，年轻人总想着是，读不好书没关系，大不了在家制茶，同样能活得滋润。在内地省份的农村，因为人口过剩，村民不得不出门打工时，这个村里的过剩劳动力却在这种行情的保护下，继续留守农村，而且一晃就是20年。茶叶的利润，在这段时间里，成了农村抵制工业化侵蚀农村传统结构的屏障。
现在，这个黄金时代似乎要到头了。
这对这个村子，以及整个铁观音产区的农村而言，都是新情况。
成本账
4月30日那天，许秀理家的4个采茶女在下雨前抢着采了一些茶回来。次日，工制出了30多斤成品茶。当天傍晚被茶商收购，每斤价格35元。共收入1000元。她对这个价格很满意，因为当天村里的收购均价约为30元每斤。
当天的卖茶收得的钱中，许秀理要拿出大部分给采茶女。采茶女的工资，现在正成为制茶过程中成本最高的一个环节。
许秀理雇4个采茶女，每人每天工资90元，加上当天的吃喝和来回的路费（每人200元），每个采茶女每天成本是120元。当天1000元的收入，有一半要支付给采茶女。减去化肥、煤气、电费，就所剩不多了。
“我们等于给采茶女打工了”，许建设很无奈。过去几年，采茶女的工资在不断地飙升。去年每人每天的工资还是65-70元，而今年已经飙升到90-100元不等，给采茶女的交通补贴也在飙升，从去年150元到今年的200-300元。
你还别嫌贵，采茶女很难招。
事实上，外县、外市也在大力种植铁观音，安溪周边的永春、德化、华安等县的农民，在过去几年大力种植铁观音。甚至在在闽西的三明市大田县，政府部门还对农户开茶园、买做茶农具等进行补贴。外地铁观音不仅造成茶叶市场竞争趋向激烈，并争抢采茶女。
本村的茶农只好只能向从外县、甚至外市的农村招采茶女，外市的例如三明、龙岩、福州等市，。而且一般都只能招到50多岁的妇人。许秀理招的4个采茶女都来自福州永泰，而村里的种茶大户许桂春则从闽西三明市大田县的农村招了26个采茶女。这些采茶女的平均年龄超过45岁。
不同于前些年头，感德镇及附近几个镇在茶叶经济上一枝独秀，在村里行走采茶女，也多为翩翩少女。
但就是年级大一点的采茶女，也都很难请到。村里一些在外地认识人的村民，也做起雇请采茶女的中介，每介绍一个采茶女，收10-40元。
村支书许进丁分析，采茶女难招，也和沿海城市工厂提高工资有关，高工资把许多年轻女子都吸引进厂了，年老的女子出去打不到工作，才会来做采茶女。此外，茶叶生产的季节性太强，一个茶季仅有10几天，时间短，要用较高工资来吸引采茶女。
除了人工成本外，种茶、制茶的物资成本也涨得飞快。单是化肥尿素，就从去年每百斤90元升到今年的110元；炒茶用的大瓶煤气从去年的每瓶340元涨到今年的450元……
不断攀升的采茶女工资，以及化肥等农资成本的提升，正在不断蚕食茶农的利润。“今年炒一斤茶的煤气成本比去年增加一元。所有因素全考虑进去，今年每斤茶的成本，比去年高20%”，村支书许进丁肯定地说。
茶叶收购价格却没有涨，茶农做茶的利润越来越薄。许秀理家以前每年通过做茶就可以有2-3万的剩余收入，但去年只剩下1万多了，缩水一半以上。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网站公布的最新信息显示，2011年1月份安溪中国茶都市场（为安溪县内最大的茶叶交易市场）交易量576.8吨，比去年同期的550.8吨，增加26吨，增幅4.7%；交易6938.9万元，比去年同期6626.6万元，增加312.3万元，增幅4.7%；平均单价基本稳定。这意味着，利润低了。
城市的拉力
茶叶，是越来越“靠不住”了。去年秋茶末期铁观音行情陡然下坠，目前的方向也趋于下行。
村支书许进丁说，过去几十年，村民靠茶生活，完全可以温饱，茶季之后，茶农们都是留在村里享受农闲。但去年秋季茶后，能进城的几乎都出门打工了。他分析认为，铁观音利润走低，和城里缺工形成较高的工资吸引，一推一拉形成的合力，让茶叶村子陡然间人去村空。
随着内陆省份打工待遇的提高，闽南沿海的工厂、公司普遍出现用工荒。原本低工资舍近求远的招外省人的方式开始行不通，工厂开始逐渐提高工资来招录更大比例的本省、本市的农民工。这些诱惑着茶农出们前来打工。
他们打工的目的地是安溪县附近工商业发达的地方，如泉州、晋江、石狮、厦门市等。一些人甚至还跑到了人口外流大省的河南郑州打工。
茶农们显然是受城市欢迎的。近几年，城市里的工厂大量缺工，来自本省茶村的这些劳动力恰好在一定程度上解民工荒之渴。据悉，单安溪县茶叶产业从业人口就逾80万人。
许秀理后来在一家电池厂招到了工作，“我们那间电池厂在泉州市郊，有1000多个工人，固定工很少，像我们这样的临时工有800多人。”许秀理说，这800多人主要来自感德镇的各个茶村。她们这些茶农临时工撤走回村做茶后，工厂赶紧组织职校的学生来当实习生补充。临走，厂方还特别留下号码，交代“茶季结束后，要打工就给我们电话。”
更多的工厂则让一些先出去打工的村民，介绍本村人前来打工。为了让介绍者有激励大量拉拢来工人，工厂让介绍者们做起“包工头”，负责给从介绍来的工人分发工资，并允许从中抽取“中介费”。
一般而言，出去打工的茶农都是打两三个月的短工，为了能赚到更多的钱，都选择用小时计钱，每天卖命干活10-12小时。每小时的工资在5-7元之间，而包工头可以从每小时工资中抽走一定比例，一般为3毛-1元之间。许秀理在电池厂工作时，“包工头”是隔壁村一个叫吴荣斌的22岁小伙子。吴总共介绍了50多个人外出打工，他成了包工头，厂方将这些工人的工资——每人每小时6.5元——都交由吴来分发，他每人每小时抽5角钱，发给工人的工资是每人每时6元。
这样算下来，许秀理每天10小时收入60元，且不包伙食。但是作为小包工头的吴荣斌，不用干活，一天可以从50名工人中抽得250元。
能招到人就能不干活赚钱，一些精明的年轻人则争相做“包工头”的角色。
村里目前至少有5个年轻小伙子在四处介绍人。也正是因为这样，茶农出去找工作，更多的是由于本村人的拉拢，而不是自己去寻找。
“包工头”的声誉最是紧要。
由于村里人多为第一次出门打工，喜欢一群人全到某个工厂打工，相互好照应，而引荐的“包工头”也有照应村民的义务。不仅要垫付生活费，还要应付疾病等突发情况，更不能故意克扣工人工资。
“吴荣斌人还可以，不会乱扣钱。”许秀理说。但有些包工头却名声狼藉。
25岁的许有慎在去年秋天通过另一名吴姓“包工头”介绍，到泉州一家外国皮鞋贴牌厂打工，每小时每小时工资5.8元。而介绍他们进厂打工的人，则可以从每小时中拿走5毛钱的“抽成”。此外，这个“包工头”不仅抽走部分工钱，还故意以各种名义来克扣工钱，比如，明明有些请假工厂规定不用扣钱，但包工头却私自截留。
村里来的人都忍无可忍。许有慎自称，有一天他在流水线旁突然不干了，站起来向同镇来的工人大吼说“包工头这么坑人，我们别干了”。一下子、就有30来名来人响应。然后他继续“组织”这场罢工，最后茶农工人们拿了钱就全辞职了。
茶农对一个包工头的信任消失了，这个包工头也将“混不下去”，一些被扣过钱的人称，那些名声差的包工头将很难再招到人，甚至回村里的话还会被殴打。
进城的逆流
这几年的茶叶收购价如果是一条曲线，那就是一条开口朝下的抛物线。这条曲线在2009年达到顶点后，去年秋茶末期开始陡然下坠，如果综合上疯狂上涨的各种种茶成本、通胀带来的高涨生活成本，目前对于龙通村村民来说，这条抛物线趋势仍然是向下的。
正是在去年秋茶后那个节点，茶农们开始大量进城打工。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山村陷入了让年轻人恐惧的沉寂。
村支书许进丁估计，出去打临时工的有1000多人，再加上采茶女一走，村里仅剩下1000来人；而采茶时全村竟有4000多人。“基本上一个家庭，只剩下五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和在村里读小学的小孩。” 许进丁说，老人不出门，是因为在外找不到工作。
“年轻的人全走了，我在家上上网打打游戏，想出去找人喝酒、打牌，全都找不到，只好回来继续上网，很无聊。”许有慎很不习惯茶季以外的日子。他是25岁的小伙，在村里懒散惯了，经常被大人称作不务正业。他怎么都没想到，有一天他不得不出门打工。
许有慎也尝试出去找一份工作。他在石狮富贵鸟工体找到工作。他拍了人头照，办了证件。工厂实行的是封闭式的严格管理，长期习惯闲散农活的许有慎感到恐惧、不习惯，当晚就逃了回来。
回到村里又无聊了一月。妻子孩子都需要钱，家里经济困难，许有慎又一次前去泉州打工，这次留下来了，打了一个来月工。
对年纪较大的人而言，变化更显残酷。许秀理和丈夫两人都40来岁，是小学没毕业，说闽南方言，文盲，一句普通话也说不完整。过去这些都无所谓，因为活在村里的小世界就足够。但进城打工，说不了普通话，就会吃很多亏。
但他们和其他村民一起，到泉州一个豆浆机做包装工，每人每小时收入5.5元，包吃包住。因为是按时算钱，所以这一家人每天都超长时间工作到12小时。春节回家后一算，3人共赚了7000多元。
今年春节后，许秀理又只身去泉州打了50天工，赚了3300元。茶季开始前几天，她赶回村里，辛苦工作让她眼圈发黑、发肿，来不及休息，又得做起辛苦的农活。在许建设看来，这一切是值得的。“留在村里，农闲没有茶做，一家人要吃要喝需要支出。但是进工厂去，免了在家吃喝花‘死钱’，还有拿工资。” 他说，这样既省又赚，“等于赚两份钱”。
村支书许进丁预测，今年春茶之后，那些回来做茶的人将重新奔赴外地打工。 今后一个循环是，在农闲时节，全村绝大多数劳动能力的家庭，基本上都进城打工，并在茶叶生产季节到来时回村做茶。
许秀理也已经打算好，采完春茶之后，一家3口再一次进城打工。
虽然现在茶叶还是龙通村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茶季时节，外出打工的村民还会回来。但已经出现一些家庭则让一些成员在茶季继续打工，一些成员回来种茶。全年有四季茶，有些家庭已经开始考虑放弃较不赚钱的第二、第三季度的茶叶。如果茶叶的价格没有回暖，则可能将有人完全放弃全部四季茶，常年留在工厂。
在外面被打着“高利润”的标签，铁观音的的生产村落之一，龙通村现在却显得很尴尬。当全国农民工反省、返乡大潮越来越强大的去年和今年，龙通村这个以前村民基本不会考虑外出务工的“铁观音村”却逆着这样的潮流，越来越多地前往城里甚至外地打工。
茶村传统的农村家庭开始拆解，人口突然外流，结构因而改变。 这一情况不仅出现在龙通村，还出现在整个感德镇，整个安溪县，所有铁观音的产区，乃至福建沿海不少的农村。
而现在，因为春茶季的这场不受欢迎的雨，预计大量茶农的收入将很难保证。之后，从茶村里出去前往城里打工的人，只会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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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健力宝中学操场旁的牌子上竖着一个倒数牌，上面写着“距离中考还有37天”。37天以后，这个学校的应届毕业生就要参加人生第一次大考。而作为其中一个初三学生，女学生“玻璃”再也无法在学业上走得更远了。
清纯玻璃
玻璃是个好学生。昨天下午，在健力宝中学校长的办公室里，校长和班主任多次向记者强调这点，她学习好，人缘好，长相和性格一样，都非常乖巧。
在微博、QQ空间里，她的同学朋友为了纪念她，发一张她喝可乐的图片。照片中，她的刘海盖过眼睫毛，齐刷刷地和眼睛平行，长相乖巧，装扮很“90后”。
玻璃只是同学给她取的花名。
人如其名，大家都她觉得她如玻璃般纯净。她其实叫叫陈家丽，今年15岁。父亲在她年幼的时候就不幸去世，死因据说和车祸有关。她从小就和哥哥、妈妈一起长大。
因为家境困难，所以在3年前，玻璃虽然考上了重点初中，但没去就读，而是来到家附近的健力宝中学读书。但母亲管的严，她学习好，性格高，班里同学都喜欢玻璃。班主任说，玻璃成绩好，在2周前，刚被选为副班长、语文课代表。按照她目前排名班里全10的成绩，她在中考完全可以考入重点高中。
但玻璃的一生在5月7日凌晨的一场车祸中停顿。“可惜了！”校长多次感慨。
玻璃之死
校长告诉记者，在玻璃死后，她妈妈翻过她的手机通话记录。在5月6日晚上10时左右，她的手机接了同一个号码的10几个电话，号码的主人是小华（化名）。
小华是玻璃的小学男同学，后来初中去了西南四中就读。当晚，小华打电话给玻璃，后来开摩托车把玻璃带走。
从10几个通话中，校长推测，“玻璃一开始应该拒绝的”，但挡不住小华的电话轰炸，终于在晚11时左右答应和小华一起去吃宵夜。
“她还是很谨慎的，没有一个人出去，而是叫要好的女生陪她一起去。”校长说。陪她一起的，就是同班同学小宝。
11时半许，小华开着摩托车，搭载玻璃和小宝一起去三水西南同福路一家酒吧。
5月17日凌晨1时许，3人又从酒吧出来，上了摩托车，行至同福路和广海路十字路口时，因摩托车车速过快，和一辆出租车发生碰撞。玻璃当场死亡，华仔、小宝受伤。
校长说，凌晨4时许，玻璃的妈妈接到电话，她不相信，女儿怎么会死呢，明明在家啊。挂了电话，她去女儿房间看看，床上只有被子、床褥，女儿早趁她睡觉时离开家。
“发生这种事情，最惨的是家长，我看到她的母亲，我都忍不住要哭出来。”校长说。
8颗牙齿
小宝本来和华仔根本就不认识。
昨日上午，记者来到三水人民医院口腔科，见到躺在病床上的15岁的小宝。
她向记者回忆， 6日的晚自习结束后，晚上9点她都就回到了家，冲了凉不久，就接到了玻璃打来的电话，约她一起出去。
小宝妈妈说，她和丈夫是经营鱼塘，一般都要到两点多才回到家里。所以当晚在临出门前，小宝特别交代妹妹，“别告诉妈妈我出去了”。
小宝说，我和玻璃经常出去逛街，但从来没去喝酒。那天晚上，本来以为是去逛街的，没想到去了酒吧，这是我第一去酒吧。受了伤之后，她的声音非常细小。
后来阿华又打电话叫来3个男子一起过来喝酒。“我和玻璃都没喝酒的，”只喝了一些饮料，小宝说。
他们一直玩到午夜时分，7日凌晨，酒后的阿华开着女装摩托车，要送玻璃回家。玻璃在摩托车坐定。“他（小华）就让我做上后座”。小宝说。
发生事故后，小宝陷入昏迷。“我醒来的时候，就在医院了。”
事故中，小宝的上下两层牙齿掉了8个。“种一个牙齿要8000元，小华的老爸只先垫5000元，医药费都用完了，哪够啊”，小宝的母亲何女士抱怨说。
男孩忏悔
小华在事故中，腿受了伤。事发后，他和出租车司机王某，都选择逃离现场。
佛山日报记者了解到，因为小华的摩托车是找朋友借的，朋友发现他迟迟不归还就上门寻找，事情因而暴露。小华父母当下带其到公安部门自首。
后来小华在接受采访中称，其实以前学校是有进行交通安全教育，但“那时调皮，没认真听。”
“我对不起家里人，对不起事故里受伤的人。”小华忏悔般地说，“我以后不再开车，不再喝酒。”
目前，肇事逃逸小汽车司机王某也已经自首，并被警方刑事拘留。事故余波
两个学生一死一伤，在校园里引发大的震荡。玻璃的同学朋友，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震惊，和对玻璃的怀念。
在新浪微博上搜索“三水 玻璃”，就能看到很多人以亲切的口气讲述对玻璃的怀念，有一些人还将玻璃的照片发上去，并配一些红蜡烛的图标。其中被转发最多的是玻璃在拿着大瓶可乐在喝的照片。
另一些人还在网上“人肉”小华，小华一张竖着中指的照片，也在微博上被大量传播。在天天新网上，还有人开贴专门人肉他。很多人在怀念玻璃的时候，都会对小华进行漫骂。
而在更现实的安全教育方面，教育局局务委员凌霞表示，对发生上述事故感到非常难过，在今后，教育局也会加强学生的安全教育。
“安全教育是天天讲，天天抓”，健力宝中学的李校长说，发生这个事情，学校的师生都很悲伤。目前，学校已把该事通报给了全校师生，并进行专项安全教育。对平时在街道上看到的有无证驾驶车辆的学生，都召集来进行安全教育，并要求签下保证书，今后学校将加强管理和监督。而这也离不开家庭、社会的多方协助。文 许伟明
原文发在佛山日报5月12日 http://119.145.136.178/szb/html/2011-05/12/content_444443023.htm -
上世纪40年代，我们福建这边，其实是我们隔壁村那，有一个人娶了一个老婆。
后来有一天，这个妻子去给人家送葬，很疼爱她的丈夫就提前在灶里将剩饭用热水温好。等她回来了，拿出饭来吃，饭碗突然裂成两半。这可能是热碗突然遇冷才会破。但当时人们预计，这是个不祥之兆。
一年多后，这个妻子怀上了孩子。生产当天，不幸难产，大人、婴儿全死掉。人们说，这个悲剧应了那个裂碗的事情。
女人的老爸听闻这事后，就对女婿提出，让女婿娶他的第3个女儿，而且完全不用聘礼。就等同于大女儿卖了出去，结果死了，是件次品，作为厂家有必要再换一件产品给客户。人们对这事情的评价是，这老头有良心！
但是女婿不想要娶小姨子。“这怎么行？这么搞可就没意思了。”所以拒绝了岳父的“慷慨”，虽然当时小姨子确实也已经同意了。
这事情没成，他的岳父一直如鱼鲠在喉，觉得让女婿再娶亲是自己的义务。后来3女儿出嫁了，老岳父就将收到的聘礼拿给大女婿，让她拿这些钱再娶。这下没有遭到拒绝，事情后来也成了。人们认为这老头真善良。
后来大女婿娶了新妻，生了孩子，据说孩子也在哪个政府部门去当大官了，仕途很旺的样子。大女婿多子多福，丁财两旺。人们说，那个死去的前妻没有福气享受这些。
以上是刚从村里人那听来的故事。
许伟明出生在1987.7.7的福建泉州.
04.7~08.6，兰州大学新闻院；
08.7~11.6，《佛山日报》；
11.6~以后，《经济观察报》
联系方式：
E-mail:xu.weiming［at］aol.comM S N: xu.weiming［at］msn.com
skype: bigM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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